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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 文 / [美]卡萝尔·斯克莱尼卡 更新时间:2012-1-12 15:55:49
 

《大教堂》

1982 年10 月至1983 年12 月,

华盛顿州安吉利斯港和纽约州锡拉丘兹

 

……一位看待问题独具只眼并且能够予以艺术表现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有可能流行一时。

              ——雷蒙德·卡佛,《关于写作》,1981年

 

 

雷因为友好的离婚条件而心情放松,收到电影剧本的稿费也使他手头宽裕,于是他去买了一辆汽车。像讲故事似的,他穿着拖鞋随便走进一家梅赛德斯- 奔驰汽车特许经销店试驾了一辆1983 年款的青灰色300D 大奔。没有讨价还价,他对店员说他要买这辆车。当半信半疑的经理问雷如何付款时,雷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付现金。

关于雷和他的汽车的逸闻不胫而走。一名学生以菲茨杰拉德式的反应注意到,那辆车是“钞票的颜色”。雷得意扬扬地对迪克·戴说,“我不再开车去什么地方,我坐车去”,可是,当他的汽车轮胎在锡拉丘兹的欧几里得大街上发出吱吱的尖叫声时,他坐的车差点直接撞上鲍勃·奥康纳。雷给对他的铺张感到不解的利什回信说,他52岁的大姨子(杰丽·戴维斯)已经得过两次心脏病,所以“为什么要存钱?让存钱见鬼去吧。花”。加拉格尔告诉菲斯克乔恩,通过购买这辆车,雷突然转变了他的观念,并且看上去似乎因此更加快乐。汤森港的韦尔奇夫妇收到了雷和特丝在那辆梅赛德斯的引擎罩上玩闹的照片;但是,当福特告诉雷他的“真皮”座位是聚乙烯的时,雷怒吼道:“下一次你看我,我将会有真皮的座位,或许我将会有一辆不同的车……我付了真皮座位的钱,我想要真皮的。”本人有一辆旧梅赛德斯的小说家拉塞尔·班克斯明白,在雷看来,这辆车是劳动者的孩子所取得的成功的一个标志:“我们谈论过那种感觉,人到中年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一辆我们的父辈应该拥有却无法拥有的车。”

完成《大教堂》是卡佛达到中年的自主和成熟的另一个标志。10 月底交出书稿时,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利什“作为一名好编辑——最好的编辑……——而不是作为我的代笔者帮我负责这本书”。他鼓励利什对装帧设计和小说编排最后拍板,但“小说内容……必须是我的”。利什将经过修改的《我打电话的地方》寄来,作为他认为必须进行最低限度修改的样本。“依我看,改得比这再少将会使你过于外露。”利什和卡佛因《辔头》发生了一些争论,利什特别不喜欢这篇小说,不过,卡佛最终采纳了他的大部分修改意见,修改确实并不严重。雷看上去似乎充满信心,这本书将会大受欢迎。

卡佛的梅赛德斯不是他迁居锡拉丘兹以来所得到的自由和满足的唯一标志。因为只有一票(而且是秘密的)反对,英语系建议授予他终身职位。审查委员会——其中包括麦金纳尼——报告说:“由于某些情况的转变,他对小说技艺的全身心奉献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没有人对他自称拥有一个在艾奥瓦取得的艺术硕士学位表示怀疑,也没有人不相信他出生于1939 年。加拉格尔(她的艺术硕士学位货真价实)也被授予终身职位。雷认为他们大获成功——“他们把门打开一条缝,于是我们跳了进去。”他写信对戴说。作为诗人和卡佛的伴侣,加拉格尔在英语系受到尊敬。在来访作家进行自我介绍时,保罗·泰纳教授被加拉格尔的谈话逗乐了:“她毫不扭捏地详细介绍了自己以及她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在锡拉丘兹上大学的作家艾丽丝·塞博尔德被人强奸,她从加拉格尔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后者陪伴她去法院出庭并且鼓励她把自己的痛苦写出来。“特丝是我见识到的第一个这样的女性,她坚守自己的怪异,进入使她与周围那些人截然不同的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且知道如何骄傲地向他们展示自己……特丝拥有的是勇气。”塞博尔德后来写道。受人尊敬的诗人海登·卡鲁思发现特丝聪明、有才能,而且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还特别欣赏她为雷所做的一切:

毫无疑问,雷爱特丝。他是那种不会自己系鞋带的人。他笨手笨脚,对日常生活的所有事情均不甚了了。他正在彻底改变他的风格和语言,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他的想象和记忆。特丝搬来之前,他这样做时多少有点盲人瞎马战战兢兢。特丝到来并为他们把家安好之后,他幸福了。

在认识他们的两年中,麦金纳尼眼看着雷和特丝从对所有关注表示感谢发展到认为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一天晚上,他与莫娜·辛普森登门拜访,后者为《巴黎评论》来锡拉丘兹采访雷:“天还不是太晚,大概11 点吧。我想把莫娜介绍给雷。好像一篇卡佛小说似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家,可是他们装作不在。第二天,特丝对我们说,那些不为他人着想的人后半夜猛敲他们家的门!没过多久,一个手工制作的‘谢绝访客’的醒目标志出现在他们家的门上。”麦金纳尼不承认他和莫娜是那些制造麻烦的人。

 

虽然雷终于离了婚,但是他和加拉格尔并没有马上结婚。2001 年,加拉格尔告诉一名采访者,她“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想要的是一种无需法律形式的关系。我认为——如果它持久,那将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持久,而且我不想用法律把我们束缚在一起”。至于孩子,雷曾对艾米·昂格尔说,他和特丝也许会有个孩子。特丝后来告诉一名记者,雷一直想和她生个孩子,但她认为不要孩子有利于他们的关系和工作:“我觉得我为我们两人做了完全正确的事,

而且这的确意味着我在经济方面作出了某种牺牲。”她说。

1982年12月16日,加拉格尔从安吉利斯港回到锡拉丘兹以后,雷写了一份遗嘱。他遗赠给玛丽安、克里斯蒂娜和万斯·卡佛每人5000 美元。他将其剩余遗产——包括“全部文学、戏剧和电影作品的所有权以及由我写作和创造的各类财产……”——“在她比我活得长的情况下”遗赠给“特蕾莎·J. 加拉格尔,如果她没有我活得长,则在我去世之后由我的子女平均分享。……” 他指定加拉格尔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如果她无法履行职责,则由托拜厄斯·沃尔夫接替她。沃尔夫感谢雷的信任,他对将来某一天应邀履行这项职责的前景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这份遗嘱授予执行人以完成并发表卡佛去世时可能遗留下来的未完成文稿的权力。

对于雷和特丝两个人来说,1982 年都是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中度过的,既有损失也有显著的收获。当这一年渐渐过去时,雷似乎使自己的生活具有了长期以来他所需要的条理和完整。坐着那辆梅赛德斯,雷和特丝在圣诞节前抵达安吉利斯港,住进了特丝新建的木头玻璃房子。她给它取名空中楼阁。在这里,他们有两间书房,两个浴室,房后是奥林匹克山,门外是深深的海峡。特丝拍摄了雷站在房子的多节疤松木檩条天花板下面的照片。他的脸——鼻子扁平,下巴上有浅浅笑靥——看上去年轻、消瘦、健康。他的右眉挑起,表现出某种怀疑的神情,也许是开玩笑;厚厚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的逐渐灰白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他摘掉了眼镜,面部表情无遮无掩,目光严肃、平静。

雷非常喜欢他这些自拍的照片,以致请求利什用一幅在新书的护封上。“我觉得我所有那些美好而历久不变的品质都表现出来了。”他对利什说。以这种口气说自己,雷是对着利什跟大家开玩笑吗?大概不是。雷正要开始经锡拉丘兹大学批准的8个月假期。他的自信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以达雷尔所描述的方式——“作出见证”——存在的作家,一个目击者,一个把他的忧虑变成文字的人。

 

经过不停地迁居直至离开西北部的四分之一世纪动荡以后,雷开始在安吉利斯港安下自己的家。这座城市位于太平洋与奥林匹克山的雨林和冰川之间的一个狭窄的大陆架上。它的港口在一个名叫埃迪兹钩的沙嘴的防护下,成为旧金山以北最深的天然海港。在木材采运业衰落之前,这里的海岸上布满了木材加工厂——锯木厂、胶合板厂、纸浆厂和造纸厂。装载着出口亚洲的木材的轮船和海军舰只经过这里前往惠德比岛。

特蕾莎·邦德·加拉格尔出生并成长于安吉利斯港。1983 年,她的母亲乔治娅·邦德、兄弟莫里斯和托马斯、一个姨妈、两个叔叔以及几个侄子侄女都住在附近。特丝在生活中经常搬家,不过总是回来度假和避暑。尽管安吉利斯港有一个图书馆、一家书店、一所社区学院,但是,在前互联网时代,这里的文化事业非常落后。就在雷住下之后刚刚开始进行日常工作并为新的作品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他在与一位来访的熟人一起嗑药时出现了严重的可卡因反应。一位急诊医生警告他绝不能再嗑药了。雷对利什开玩笑说,上帝是在通过使他远离昂贵的毒品保佑他。11 尽管在被送往急诊室时他还能感到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祝福,下一份财富大礼仍然让他吃了一惊。

 

1月10日,设在纽约市的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表示愿意向卡佛提供斯特劳斯奖励津贴,每年35 000 美元,免税,至少5年。这一奖励津贴指定提供给“即将得到公认”的英语散文作家,它的捐赠基金来自最近去世的克诺夫出版集团总编哈罗德·斯特劳斯及其夫人米尔德丽德·斯特劳斯。领取津贴者——如同雷兴奋地告诉许多通信者的那样——被禁止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者从出售所写作品之外的来源获得收益每年超过1000 美元。不仅如此,这项奖励可以延长5年,也有可能无限期延长。实际上,雷预计,他永远不必再为某所大学工作或上课了。

这项奖励让雷诚惶诚恐。“但是,不能犯任何错误——这有明文规定,是吗?”他写信对卡鲁思说。为了庆祝一下,他和特丝乘船去了维多利亚,在皇后酒店住了两夜,正式茶点时间津津有味地吃了(他不喜欢吃的)水田芥三明治和(更合他口位的)蛋糕。1 月底,雷收到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寄给他的第一个月津贴的支票,数额为2916.67 美元。12 收到这笔钱还使雷在看电视甚至坐下来看书时产生了“某种类似内疚”的感觉,因为他已经“浪费了那么多年时间”。他通过大量阅读诗歌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我是从写诗开始的,这对我的心灵有益。”

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要求雷在对外公布之前为这项奖励保密。雷尽量保持沉默,但是很快,他就听说菲斯克乔恩知道了他的秘密,菲斯克乔恩是从利什那里听说的,而利什则是从克诺夫出版社的一名宣传人员那里听说的。在这之后,还有什么理由保密呢?“百万富翁敲了我的门……”他有选择地给一些朋友写信,提到50 年代中期他特别喜欢的那部电视系列剧。几天之内,他辞去了锡拉丘兹大学的工作,同时开始为使昂格尔成为他的临时接替者而活动。加拉格尔暂时还将继续从事她的工作,他们也会保留锡拉丘兹的房子,不过,可以在世界上他所喜欢的任何地方生活的想法使雷飘飘然。同时获得斯特劳斯津贴的还有辛西娅·奥齐克。文学艺术学院官方评委会的成员有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唐纳德·巴塞尔梅、菲利普·罗思和欧文·豪。

雷一直在与西米诺和琼·科雷里合作写一个原创的电影剧本,片名是《东去的马车》。他希望尽快完成这个项目,但这需要几易其稿,还要经常与西米诺开会商议。雷对这个项目失去兴趣很长时间以后,西米诺仍然不断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剧本——最终定名为《紫湖》——至今没有拍成电影。西米诺写给卡佛的部分信件表明,雷曾经抱怨,写这个剧本正在干扰他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约定的朗诵会也会使雷离开安吉利斯港的书桌,如今,他可以从朗诵会挣到“一大笔钱”。他计划于2 月初飞往加州,在好莱坞会见西米诺,去萨克拉门托探望母亲,参加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个朗诵会。

动身之前几天,雷出去钓鱼时,加拉格尔接到旧金山作家玛乔丽·利特打来的一个电话,后者询问卡佛是否愿意为她录制一篇短篇小说的录音带。她想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制作一个朗诵短篇小说的系列节目,因此需要某个——像卡佛这样的——名人做她的开路人。当利特提出先付100 美元,如果她的主意得到资助再付150 美元时,加拉格尔回答说,雷不再为低于1000 美元的报酬朗诵了。几个小时后,利特的电话响了。“玛乔丽·利特吗?我是雷蒙德·卡佛。我喜欢你的主意。我愿意录音。”

利特提前来到帕洛阿尔托雷的酒店房间,要求雷在朗诵《我们谈论爱情时所谈论的》时略去渎神的词句,于是他灵活地作了一些变换。他用一种听上去比他原来所写的更具恐吓性的语气,把“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念成“大夫,你没几天活头了”。他对利特说到特丝——“你会喜欢她的,她总是戴着帽子!”——并且给了利特一份作家名单,以便她为节目进行联系。没过多久,利特发现自己正在录制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名叫托拜厄斯·沃尔夫的作家的小说,雷向她保证,他是“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没过几个星期,利特还签下了安·贝蒂(她对利特说:“我会冲过大火去做雷·卡佛所说的任何事情。”)、伦纳德·迈克尔斯、伦纳德·加德纳、阿尔·扬和格蕾丝·佩利。听了她的卡佛录音带,V.S. 普里切特非常喜欢,以致签约加入了她的节目。此后11 年间,《给我讲个故事》在100 多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

在帕洛阿尔托市区,雷回到他和利什以前办公的地方追忆往昔时光。“离开帕洛阿尔托之后,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他写信给他的编辑说。这封信的幽默模糊了更严肃的事情。利什刚刚请求雷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亲爱的卡波特先生》写一篇印在护封上的推介短评。雷要加拉格尔把这本书读几页,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一番评论。当雷把这番评论抄写在特拉维洛奇稿纸上时,人们只能想象利什的扫兴。随着以一名作者的身份出现,利什转到了出版界的另一边。从70年代初期起就认识利什的诗人兼编辑丹尼尔·哈尔彭说:

戈登早先跟我说过一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忘。他说:“我绝不会写作,因为我非常敬重作家,而且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才能。”可是,当戈登转到另一边时,在我看来,他作为编辑所拥有的绝对影响力消失了。在那以后他变成了不同的因素。不过,在《先生》杂志任职期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优秀编辑之一,是小说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所以,他应当为此受到赞誉。

去年11 月卡佛提醒利什希望完全按照自己的认可保持小说文本不变时,《大教堂》已经开始编辑出版。显然,卡佛担心利什会像他对《我们谈论爱情时所谈论的》所做的那样进行删改。至于封面,卡佛设想过一个简单的以蓝天为背景的尖塔图案,不过,最终设计更符合卡佛前几本精装书的装帧风格:一个使人联想到彩色玻璃窗的淡灰色抽象图案。这本书献给特丝·加拉格尔并作为对约翰·加德纳的纪念。封底上的作者照片标志着与以前利什所编辑的那几本书的决裂。雷不太情愿地同意使用了一张并非加拉格尔拍摄的他站在某个机场的照片。“不管怎么说这可能更恰当,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在旅途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将在5 月份去看你。保重,雷。”这是保存在利什私人档案中的最后一封卡佛来信。

5月,雷返回纽约。在西部的这四个月,他为西米诺的电影剧本两易其稿;审阅了基特里奇的小说稿并使灰狼出版社接受了它;他重新接受了莫娜·辛普森的采访,这一采访即将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他为亚多艺术家聚居地(如今他是那里的委员会成员)审查小说方面的申请,经常外出参加朗诵会,还去了一趟华盛顿州的贝灵汉,观看艾米·昂格尔导演的一个哈罗德·品特剧本的演出,同时探望女儿和外孙女。在他向朋友们列举的活动中,没有提到新写了什么小说或诗歌。

这一次去贝灵汉,雷改变了通常的习惯,没有与克丽丝去住汽车旅馆,克丽丝刚刚知道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探望的蛛丝马迹在他的几首诗中有所显露,那些诗全都表现出他对一个看来具有他自己的某些弱点的女儿的关爱和担忧。一直没有读过那些诗的克丽丝珍藏着对这次探望的记忆:

我们没有电视机,不过,希洛在路边的甩卖中看见一台20 美元的电视机,于是爸爸给我们钱把它买了回来。爸爸很高兴看见我们的女儿温迪。在我们家,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但这一次是我起床煮咖啡。我穿着一件妈妈给我的毛衣,他说:“嗬,穿上它你真是美极了。”我说:“谢谢,这是妈妈的。”我们一下子挺尴尬,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后来,在他有了新的女朋友之后,在他的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的文学生活在东海岸红火起来——之后,情况不是这样了。

5月,荣誉和庆祝活动使雷忙得不亦乐乎。首先,他参加了万斯在锡拉丘兹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兼修法语——的毕业典礼。接着,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年度仪式上,正式授予他斯特劳斯奖励津贴。唐纳德·巴塞尔梅起草了学院的授奖辞,赞扬卡佛的小说以一种“有力、独创而且绝对真实的”表现方式使“所谓平凡生活在本质上呈现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意义”,是“文学自我创新能力的一个杰出范例”。特丝·加拉格尔陪同雷参加了仪式之前

的午餐会。此外,他还邀请了理查德·福特、托拜厄斯·沃尔夫、迈克尔·西米诺、他的经纪人阿曼达·厄本以及他的编辑戈登·利什和加里·菲斯克乔恩。这是第一次颁发斯特劳斯津贴。随着津贴数额、发放期限、免税待遇依次宣布,观众发出一阵阵赞叹。

为了参加这一盛大活动,雷和特丝下榻于纽约上东区“豪华的”卡莱尔酒店。住得起如此奢侈的房间让雷扬扬得意,昂格尔回忆说,“他笑着引述了经过他修改的品特的话,‘一个人觉得他可能有机会住进像这样的房间’”。在纽约期间,他坐下来为一位来自密苏里的名叫凯·博内蒂的小说迷朗诵了小说并接受了她的采访。卡佛为博内蒂的美国散文录音资料馆录制了《肥胖》、《一次严肃的谈话》和他本人最喜爱的《没人说话》,然后回答了她的问题。朗诵中,雷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使其小说的幽默显示出来。他回答博内蒂提出的问题时结结巴巴,但那其实并非犹豫不决。博内蒂明显的中南部口音抵消了卡佛思考时的吞吞吐吐,她经常反复要求雷详细叙述,因而使他为她重视自己的小说感到高兴。(鉴于没有经过修改的书面采访可以证明)博内蒂的录音证明,雷已经学会概括性地谈论他的艺术和个人经历,只不过在谈论某些特定小说的创作过程时状态最佳而已。在谈到偶然听到的一件事也许可以成为一篇小说的萌芽

时,雷对博内蒂说:“我还没有写成这篇小说,但在不久前我听人说,‘他在去世之前病得厉害’。结果这句话在我心里形成一种魔幻般的感觉,因为我认识符合这种情况的人。”

如同他的诗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雷经常想到死。“也许在潜意识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加拉格尔说,“使他意识到他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当然担心这一点,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此,他学会了以类似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口号“过好每一天”那样的心态克服这种感觉。

不过,在博内蒂1983 年的录音中,人们可以听出他的气息有些虚弱。在抽烟的掩饰下,他呼吸的声音短促、微弱。

 

1983年5月25日,卡佛的45 岁生日,他写了一首带有对死亡的恐惧的诗,对于他那因享受新生活而沉浸于一片和谐中的感觉来说,这是正常的。在《水流与水流交汇的地方》中,卡佛为他在西海岸的新生活献上了一首感激之歌,与此前十年内心的枯竭作了对比。用加拉格尔的话说,他曾经是个“窝在屋子里的人”,而重返西北“使他再次回到童年”。当然,特丝修建的房子为他提供了理想的优越条件。坐在书桌前,他面向海峡,俯瞰海滩,向西沿着海岸可以望见安吉利斯港的烟囱和灯火。不必远离书桌他就能将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莫尔斯河位于这一地区的边缘,经过一座旧的铁路高架桥之后沿着一条溪边小道即可到达。在那里,人们可以坐在阴凉处的大石头上,看着河水流向半英里外的大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沿海岸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与雷和特丝居住的住宅区很可能是对鱼类产卵栖息的溪流造成破坏的问题根源之一。在一首题为《它流经的地方》的诗中,卡佛向自己的野外溪流活动史致以敬意:“过去它流向远处,那些房子所在的地方”,一位老人告诉诗人,在他的记忆中,鲑鱼游回来时会“发出响声,好像溪水在沸腾”。雷住在那里时,鲑鱼的数量已经减少,不过,硬头鳟仍在冬季洄游产卵。了解了当地的历史之后,雷回家写了这首关于溪流的诗。像80 年代卡佛的许多诗歌佳作一样,这首诗将其对大自然的观察包含在哲学冥思和死亡预感之中。

 

创办于剑桥大学的文学杂志《格兰塔》以《鄙俗的现实主义》为题在1983年的一期中就美国小说向英国读者作了最新报道,报道内容包括卡佛的小说《包厢》、福特的《罗克斯普林斯》、鲍比·安·梅森的《有西瓜的静物画》和托拜厄斯·沃尔夫的《营房窃贼》。身为美国侨民的编辑比尔·比福德对这类“独特而令人难忘的”新型美国小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它们既缺乏诺曼·梅勒或索尔·贝娄那种史诗般的雄心,也没有约翰·巴思或托马斯·品钦那种自我意识强烈的实验主义色彩。比福德称赞这类小说是“一种奇特的描写当代生活的下身的鄙俗现实主义……[它们]使那些更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比如说厄普代克或斯泰伦的作品——与之相比显得过分修饰,甚至具有巴洛克风格”。

卡佛喜欢比福德,他以对比福德使其作品在英国受到关注表示感谢默认了将其归为“鄙俗现实主义作家”的说法,但是他发现,“鄙俗现实主义”的美国同义词“极简主义”却影响减弱不受重视。对于卡佛作品的评论家来说,极简主义——从视觉和音乐艺术借用的一个术语——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就其意味着什么或者除卡佛之外谁还应被归入此类达成过一致。不过,这个术语已被认为与卡佛有关,甚至突然在电视节目《险境!》中冒了出来。在这个节目中,以下提示抓住了公众对于这个词的了解:“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具有某种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名称表示它尽量以‘尽可能少的’笔墨进行描述。”

1969 年因利什向阿诺德·金里奇保证引进“新小说”而登上《先生》杂志,1983 年作为美国小说新浪潮的一部分被介绍到英国,卡佛很快成为一个短篇小说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刊登在诗人和作家有限公司a定期出版的业务通讯《结尾》上的一篇文章宣称,短篇小说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文章开头摘录了卡佛小说中的一段内容。卡佛正在受到的关注和赞扬使他有种种理由期望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获得好评及无数奖项。作品集《激情》首先以两种漂亮的版本面世,鲜红色的精装本和封面是一幅橘红色火焰照片的平装本。卡普拉出版社的这本书销得不好,但是,菲斯克乔恩——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兰登书屋面向大众的佳酿平装本丛书的责任编辑职务——抢先买下了再版的版权。雷去帕洛阿尔托的“印刷工公司”书店为《激情》作宣传,他的仰慕者刘易斯·布兹比在那里卖书。那是一个充满友情的令人难忘的夜晚,气氛很快达到顶点。在布兹比的住处,他们用咖啡和爆米花庆祝布兹比对卡佛的采访被《新英格兰评论》采用,家忍不住嘲笑了张贴在保险杠上的“逝者的新希望”,雷认为这代表了他扮演的另一个人所写的小说。雷告诉他的主人们,“坚持写作”的两个作家“一直在为获得我们自己的发言权而奋斗。他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努力去做的是至关重要的事”。

 

《大教堂》将于9 月上旬出版。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雷断断续续地改写着西米诺的电影剧本、钓鱼、参观游览。这个夏天,大批洄游的鲑鱼吸引他在凌晨去海峡捕捉他的限额,但是,依赖他人渡船的困难使雷考虑买一条自己的渔船。一名当地的海鲜加工者为他把钓到的鱼去骨、熏制,然后真空包装起来。雷的新旧生活时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昂格尔回忆了那年夏天雷的一次来访,其间艾米与特丝相处甚欢:“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大教堂》的校样摆在桌子上,我的小说的校样也要寄到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将在锡拉丘兹相聚。我们都很兴奋,玩得真是高兴。那时艾米喜欢特丝,只是感到有点内疚:因为喜欢特丝,她也许正在背叛玛丽安。”来自雷的家人的最重要的消息是,1983 年8月13日,克里斯蒂娜·卡佛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外孙女克洛伊·艾丽丝·卡佛。

为了宣传《大教堂》,卡佛的照片出现在《名利场》的“声名卓著或声名狼藉”提名版上。他在空中楼阁下面的海滩上摆好姿势,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披着雨衣,一只晒黑的大手抚着右脸——一个正要走到名声聚光灯下的男人。31 夏天结束时,他与查克·金德一起开车从加州去匹兹堡。坐在梅赛德斯里的几天时间给了金德和卡佛一个机会,谈论、调侃、回顾他们作为“鳟鱼”和“走狗”在湾区度过的那一段时光——没有喝酒。实际上,卡佛为这趟旅程所作的安排之一便是劝说他这位老朋友限制自己的酒量。在里诺,他们打开房间里的电视,听到小说家E.L. 多克托罗把写长篇小说比为,只要有一张地图,你就可以走完全程。对于两位作家来说,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在犹他州某地,雷第一次看到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一篇《大教堂》书评的《新闻周刊》。书评让雷感到失望,金德回忆说,同时让雷特别恼火的是,书评说出了他的真实年龄。金德试图使雷不去想这篇书评,他在退房时开起了玩笑:

雷用信用卡去结账时我还在嘲笑他。我对女服务员说:“你确定那是他的信用卡吗?你怎么知道的?”接着我把那本《新闻周刊》推到她面前,翻到雷的照片所在的那一页。那是个留着蜂窝式发型的中年妇女。她看看照片再看看雷,然后又看着照片说:“他干了什么?!”

经常有人说,比起卡佛以前的作品,《大教堂》里的小说内容更充实、感情更丰富。这种看法主要是以将这些小说与经过利什修改的《我们谈论爱情时所谈论的》里的那些小说所进行的比较为根据的。更加准确的评判也许可以在未经1980年夏天修改的那些小说与发表在《大教堂》中的小说之间进行。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发现,与前一本书相比,《大教堂》具有更丰富的视角和更深刻的幽默。它没有《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下》或《还有一件事》之类小说中的那种原始痛苦以及刻薄和虚无。关于婚姻这一主题,在以前充满怨恨的地方,后来的小说表现出少许微妙的遗憾。酗酒或者失业的丈夫出现在《大教堂》的许多小说中,但是他们对妻子显示了善意和宽容,并且用令人愉快的嘲讽目光端量自己。以《发烧》为例,这是一篇描写一个在妻子离去之后照顾自己孩子的男人的小说。小说充满不易察觉的来自卡佛婚姻生活的元素,但是,它的结果是忍受:“他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他觉得可以让她走了……发生过一些事情。而那些逝去的东西——尽管似乎已不可能而且他曾与之抗争——如今也将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他所留下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

《大教堂》最初的评论者很少认为这本书质量上乘。在《新闻周刊》那篇让雷感到不安的书评中,戴维·莱曼断言(没有向鲍勃·迪伦道歉),卡佛笔下那些“困惑茫然、不善表达而且总是被动行事的人们”居住在“偏僻的街区”,在那里,他们的生活“不会因幽默而轻松,也不会被英雄主义或者爱情所拯救”。还有几位《新闻周刊》的作者去“俄勒冈州的安吉利斯港”[原文如此]拜访了卡佛,在那里,他紧张地用他的梅赛德斯拉着他们四处参观并且说:“我对认为我的小说没有希望的评论不感兴趣……我关心我所写的人。我的人物身上可能出现异化。但那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新闻周刊》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张雷局促不安地(穿着运动夹克和便鞋)坐在安吉利斯港海滩上的照片,有点像以前——1950 年前后——拍摄的那张他在钓鱼的照片的巨人版,在那张照片上,他显得比较自在。

评论卡佛作品的文章第二次出现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封面上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欧文·豪躲躲闪闪、屈尊俯就的赞扬没有表现出此前他在寄给卡佛的明信片中所表达的那种热情。曾经对伦纳德·迈克尔斯的小说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创伤和无忧无虑的堕落”上面以及小说的“极简手法”颇有微词的豪此时也对卡佛表现出类似的不满:“卡佛先生描绘的是一种贫瘠的生活,没有宗教、政治或文化,没有阶级或族群的庇护,没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或刻意进行的反叛所给予的支持。”与此同时,阿纳托尔·布罗亚德没有看出失业或酗酒与囊空如洗之间的关系,他在《纽约时报》上问道,为什么《保鲜》中的那对夫妇不去修理他们的冰箱;他还问,为什么《小心》中的那个男人不给自己找个大夫。

为《洛杉矶时报》撰稿的理查德·埃德认为豪的认真和布罗亚德的偏执使他们有所失察:“卡佛更应该算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这些小说中有几篇让人感到陌生,包裹着神秘的外壳。”在《纽约书评》上,乔什·鲁宾斯领会了卡佛笔下的人们所面对的平凡的现实问题:“一名酗酒者愿意不愿意戒酒?与其他任何作家相比,卡佛更能抓住同时存在于那些可怕不幸中的微妙和残酷。”鲁宾斯赞扬卡佛启迪了“某些美国人的生活——他们住在城乡之间的某个地方,经常居无定所,缺乏文化生活,处于正在衰落的往昔工业繁荣的边缘部分”。

对于一本短篇小说集来说,《大教堂》卖得很好,出版之后八个星期即已开始第三次印刷。到1984年8月,卡佛的经纪人已经给他寄去了为《大教堂》所付的支票共计41 000 美元。另外,12 家国外的出版社购买了翻译版权。伴随着《大教堂》的成功,克诺夫出版社及其总编罗伯特·戈特利布注意到,“20 年前一般认为,如果一位作者说,‘你已经出版了我的三部长篇小说,现在我想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商会紧张得发抖。现在这已不再是个问题”。戈特利布对短篇小说迅速增长的兴趣始于《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的成功,他还——以卡佛和奥齐克为例——特别提到,许多优秀作家正在以更短的形式创作他们的主要作品。戈特利布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局面也应归功于戈登·利什的不懈努力,这个能量无限的人在1969 年使“新小说”登上了《先生》杂志;归功于美国数千个写作课堂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的成千上万篇短篇小说,实际上,这些小说在训练作者的同时也培养了读者。道格拉斯·昂格尔熟悉所谓“复兴”之前雷的生活环境,他把这归功于时代的思潮:“我们的文化终于跟上了雷的风格和主题。现在突然发现,七八十年代的理想破灭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雷对自己的成功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让利什——这本获得巨大成功的书籍的编辑——感到震惊。其他朋友则把利什视为骄傲自大和挥霍享乐的那些表现看作是雷早年贫困生活所应得的某种对位补偿。“每一篇令人满意的书评或者每一个好消息都会让他像个过年的孩子,”昂格尔回忆说,“他总想得到理解,想去玩耍,与人分享他的礼物、他的成功。”

戏剧导演莫莉·福勒偶然见识了雷孩子般的快乐。她坐在纽约格拉默西公园酒店的大堂里阅读一本新书——《大教堂》——时,一个身穿黄衬衫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打扰了她。他问:“你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我可以看看吗?”在她不情愿地给他看了之后,他说:“噢,我是雷蒙德·卡佛,我是这本书的作者。如果你把它给我,我可以为你签名。你叫什么名字?”接着雷解释说,他正在与迈克尔·西米诺开会,西米诺对他说:“外面有个女孩在大堂里看你的书呢。”因此他亲自过来看看。

“那年秋天雷非常快乐,”昂格尔回忆说,此时他已来锡拉丘兹大学任教,“他在一家名叫帕斯卡尔的高级餐厅请我们大家吃饭。杰伊和梅丽[麦金纳尼夫妇]、艾米和我非常高兴地围坐在餐桌旁边,谈工作,讲故事,欢声笑语——那一刻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雷尽量每星期在昂格尔夫妇家里待一个晚上。他与艾米和艾琳有机会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道格出现之前他们密切相处的生活。“雷对玛丽安所处的经济困境感到惊讶,”昂格尔回忆说,“艾米并不想充当中间人,但她感到那个家庭迫切需要,而且认为让雷知道这些需要是她的职责。”万斯被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的欧洲一体化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说起儿子的学业雷感到自豪,他经常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提及,但是他觉得,昂格尔说,他已经给了儿子足够的经济帮助。“没有父母的帮助雷上完了大学,因此他其实根本不想给万斯更多的钱。”

万斯坐在华盛顿特区他的公寓前面第一次阅读《大教堂》,他想看看父亲在《包厢》中如何使用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些细节。他忍住眼泪愤怒地摇着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在我们最终重归于好之后却把这段经历写成这样一篇阴沉灰暗、让人不安的小说”?万斯给在锡拉丘兹的雷打电话,向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雷被问得措手不及,但他还是劝说万斯“不要对此过于认真或者为此烦恼。这只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仅此而已……当然,那次我们一起旅行非常愉快”。万斯接受了父亲的解释,但是伤害依然存在。

 

11 月,如同卡佛所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与利什分手了。戈特利布将担任卡佛在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菲斯克乔恩继续担任卡佛作品佳酿平装本的编辑。“80 年代初期围绕着雷和戈登像是在看一场恶化的婚姻,”菲斯克乔恩感到,“戈登·利什似乎是个不可能为雷的成功感到高兴的人。雷的成功让他无法消受,因此对它有所抵触。这是一个因自我和挫折而使感情发生严重扭曲的问题。”

无论利什的编辑对于卡佛具有何种价值,现在,作为一名艺术家,由于来自加拉格尔的感情和家庭支持,由于来自阿曼达·厄本的业务指导,由于所得到的津贴保障,他已经自立了。不过,如同菲斯克乔恩另外注意到的那样,“雷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那些年他一直对利什怀有感激之情”。对于利什来说,仅有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认为自己是卡佛作品和声望的创造者,对其没起过任何副作用。利什开始对纽约的同事们说,他对卡佛的一些小说作了很大的修改,因此那些小说与其说是卡佛写的不如说是他写的。1980 年,利什给小罗伊·布朗特看了经过他“大幅度删减、涂改得乱七八糟的”卡佛书稿,同时解释说,卡佛是个酒鬼,他的作品必须这样重写。布朗特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利什“漫不经心的——或者不如说是直截了当的——泄密行为破坏了编辑—作者的信任关系”。

那年秋天,当雷坐下来着手对付他的长篇小说幻想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应当时供职《先生》杂志的汤姆·詹克斯之约,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雷很快写成了《我父亲的生活》,他感到记忆中的东西“扑面”而来,透过似乎总是隔在他与童年之间的一层“雨幕”,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篇粗犷、几乎未作修饰的回忆文章,以其清晰和纯朴产生强烈的效果,它标志着卡佛近来所具有的自信。在与利什最终断绝关系之后,他如此迅速地写了这篇文章,以致人们很想把它称为成人礼和命名式,视之为某种男子气概的表现。《我父亲的生活》详细讲述了这样的事实:他和他的父亲既拥有相同的名字——雷蒙德——又在一些重要方面具有相同之处。  

雷保存了这篇回忆文章的原稿和六份打印稿,使学者们得以一窥他的创作过程。原稿以铺垫式的概述开始,一些琐事或简短对话只写了一页,然后用六页篇幅讲述了父亲从阿肯色州迁移到华盛顿州的故事。几份文稿对于文章的内容——像对其准确性的要求一样,对具体的声音和色彩也有所选择——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在第三份打印稿上,边缘空白处有加拉格尔的笔迹。经加拉格尔修改的一些句子出现在第四份打印稿上,在那里又被卡佛删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卡佛采纳了加拉格尔的增补和建议:“我怀疑”一句增补成第三段;短句“我童年时它们悦耳的声音”增补成结尾一段。不像利什所做的那样,这些修改批注并没有造成某种独断专行。它们有点像老师在学生作业上所作的评语,意在提醒作者进行修改。更为重要的是,卡佛对这些修改建议以诚相待。他拒绝了许多修改建议尤其是那些倾向于判断或改变事实的建议;他接受了那些完善细节或是使故事更加连贯的建议。在一页文稿的背面,加拉格尔列出了许多她认为卡佛的文稿没有充分解答的问题,大部分是反复要求解释的心理问题。加拉格尔的修改建议极具个人特点,冷眼旁观的同时又热情投入。卡佛明显需要这样的建议,同样明显的是,他在拒绝时也无所顾忌。经过五年时间,作为艺术家伴侣在写作方面相互支持已经成为雷和特丝共同的私生活的组成部分。

感恩节前,雷把注意力从文学转向旅行,他深入西部的程度超过了历年。他飞到华盛顿州,然后与莫里斯·邦德一起去奥林匹克山脉猎鹿。他们骑着马前进,在一个林区建立了野外营地,从那里,他们可以察觉即将到来的下雪天气。雷的诗《猎鹿营地》描述了使他远离曼哈顿的这次旅行。从这首诗来看,他一头鹿也没有打到。他仰望星空,仿佛第一次闻到森林的气息,这时他意识到,他不再介意自己是否从没读过书。还有更遂意的,他意识到,他所在的荒野地处偏远,以致不能对任何人的求助作出回应。身在野外,他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比别的事情更要紧”。

当雷在大雪封门的锡拉丘兹度过1983年的岁末时,他开始体会到斯特劳斯奖励津贴给予他的自由。也许,他设想,他和特丝每年可以去瑞士住六个月。(巧克力在招手!)《大教堂》继续吸引关注,受到好评,包括获得国家图书评论奖的提名和普利策奖的提名。《大教堂》面世几个月后,在为《华尔街日报》所写的一篇题为《与天使有缘的小说家》的文章中,海伦·杜达尔反映了在雷蒙德·卡佛身上逐渐形成的光环:“每当他现身纽约的书店朗诵他的小说时,人群大批涌来,年轻,热情,等着买书。”对于那些认为卡佛的小说使人消沉的人,杜达尔写道,“哀叹他的世界之无望”如同“抱怨契诃夫之令人沮丧。成功的小说——即使仅仅为我们的艰难求生带来一丝微光——本质上都不是使人消沉的”。

将卡佛的名字与契诃夫相提并论,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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