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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疯狂 文 / 比尔#8226摩根 更新时间:2011-12-12 9:57:54
 

金斯伯格的父亲是一位高中教师,他确信金斯伯格应该先完成学业。他认为,毕业后金斯伯格将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万不得已的时候,金斯伯格也可以在任何他喜欢的地方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如果你肯接受几年前我信中的建议(而不是同博罗斯一起嘲笑它),那么你现在肯定早已经毕业了,”路易斯写道。金斯伯格同意父亲的意见,因为他现在仍然无法将自己设想成一个全职诗人。即使他可以,从父亲的例子中他也知道诗人并不能赚钱。

那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在烦扰着金斯伯格。除了日常的课程安排外,他还专注于对威廉·布莱克诗歌的自我学习。1948年夏的一天,他坐在自己在东哈莱姆公寓的床上,一边手淫一边反复阅读布莱克的书《啊!向日葵》(Ah!Sun-Flower),他希望能够破译出书中隐藏的秘密。没有任何预兆,他经历了灵光一现的顿悟。金斯伯格后来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听到威廉·布莱克用不朽的声音跟他直接对话、朗读诗歌,并向他揭示了所有的秘密。

他逐渐恢复了意识,并且感到自己从没有像此刻一样,如此接近宇宙的精神。他脑中的景象是短暂的,几分钟内便消散了。接下来的一周又出现了相似情形的短暂启发,他试图将这瞬间提高的觉悟保持得长久一些,但失败了。这些幻境是如此生动和令人振奋,它也让金斯伯格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心智是否正常。他母亲的精神分裂一直困扰着他,他很担心自己会步母亲的后尘。他尝试将那些幻境描述给其他人,但后来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在说服别人相信他见到了布莱克,而不过证明他最终还是发了疯。

那个夏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了马拉松式的聚会,邀请了自己的朋友和一些陌生人。在七月开展的一个为期三天的聚会上,金斯伯格和博罗斯认识了一位即将成为作家的年轻人,他就是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金斯伯格喜欢霍尔姆斯,但凯鲁亚克跟他却真的是一见如故,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而且因为不必像金斯伯格一样被学业所束缚,在烟和酒的刺激下,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广泛的文学讨论。霍尔姆斯就像凯鲁亚克一样,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而且他们也同样的博闻强识。

霍尔姆斯曾经在战时应征加入过海军,并用政府发放的补助金支付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费。他在莱克星大街上的公寓就像早期·沃尔莫的公寓一样,很快变成了文学爱好者的沙龙。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友谊开始的第一天,霍尔姆斯就将它记录在了自己发表的第一本小说《走》(Go)中。凯鲁亚克自己的小说《在路上》中也描写了一些同样的场景,霍尔姆斯用汤姆·塞布鲁克的名字出版了这部小说,这个名字使用了他母亲在康乃狄格州居住的城镇旧塞布鲁克名字的双关语。

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一样,凯鲁亚克和霍尔姆斯经常在社交场合喝酒而且过量。金斯伯格也加入了他们,但他更喜欢大麻和毒品带来的感觉,因为它们不会造成严重的恶心和宿醉。有时候,这些物质也让金斯伯格怀念起布莱克的幻境。虽然他的朋友们都对酒和毒品上了瘾,但是金斯伯格很快就学会了自我调节,而且从来没有对以外的任何东西到了上瘾的地步。由此得到的好处是,他从来不必像团队中的其他成员那样为了戒掉那些坏习惯而忍受长时间的清苦生活。

在这点上,威廉·博罗斯就是一个例子。在搬到新奥尔良之前,博罗斯已经非常依赖毒品了,因此他自己到肯塔基州莱克星的联邦戒毒医院进行了两周的戒毒治疗。但那段可怕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有多大的改变,很快他又重新上瘾了。后来当被问到为什么会成为瘾君子时,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来变成瘾君子;反之他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不成为瘾君子。博罗斯说他只是简单地认为他没有理由不那么做。

1948年9月7日,卡洛琳和尼尔·卡萨帝的女儿凯西健康地在旧金山医院出生了。这件事情鼓舞了其他人安定下来,但也似乎鼓励了卡萨蒂想要再次抛弃卡洛琳的念头。他竭尽所能地逃避对这个新家庭的责任。在凯西出生的几个月后,卡萨蒂就组织了一个公路旅程回到东部去探望他的朋友。他还邀请了在丹佛的台球厅认识的一个叫做艾尔·辛克尔的好友和他的新婚妻子海伦一起横跨国家度蜜月。

到东海岸之后,卡萨蒂计划只在那里呆到找到凯鲁亚克为止,后者正试图在旧金山碰碰运气找个工作。卡萨蒂只制定了粗略的路线图,但他想去探望在新奥尔良的博罗斯,北卡罗来纳落基山的凯鲁亚克,还有纽约的金斯伯格。因为还有一个才出生的婴儿需要照顾,卡洛琳不能一同前往。卡萨蒂因此借机到丹佛带上了他的前妻卢安娜,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在纽约等待卡萨蒂的日子里,金斯伯格也在追寻着自己的社交生活。11月他对卢申单方面的渴望终于在五年后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卢申并不热切地想要和他发生关系,但一天晚上,愿意或是不愿意,喝醉后的卢·卡尔还是同金斯伯格躺在了床上。金斯伯格还特别写信告知他的朋友们,他最后还是同卢申发生了性关系。在他看来,既然现在已经发生了,这就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一旦最后的障碍被冲破,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金斯伯格也就不再有兴趣卢申有更深入的性接触了。这成为了金斯伯格重复出现的模式,今后,他可能会迷恋上无数正常的男人,但一旦目的达到了,他的欲望也就得到了满足。对金斯伯格来说,重要的是那个异性恋的男人要足够“爱”他并愿意满足他一次性渴望。在那之后,相同的事情就变得毫无必要了。

这期间,凯鲁亚克多数时间都同霍尔姆斯在一起,在啤酒的陪伴下,他们花费了很多个晚上来讨论写作技巧。他们还一起参加格林尼治社会研究学院阿尔伯特·雷柔的文学课程。一晚在课后,他们就自己这一代人进行了哲学讨论,他们将自己同海明威的“迷失的一代”进行了比较,但觉得迷失这个词还不能完全对他们这个时代进行概括。讨论的过程中,霍尔姆斯要求凯鲁亚克对现在的社会状况进行描述,凯鲁亚克回答说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和态度都是偷偷的、谨慎的、充满了隐藏的动机,因此它是“潦倒”的一代。霍尔姆斯在深思表示同意——对于经历了二战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最好的名字。他们是疲惫的,他们被社会、战争以及世俗陈规击倒,而在这些背后潜伏着的是各种各样的精神渴望。

“Beat”这个词在当时很常用,被很多爵士音乐家和在时代广场破旧的角落里的嬉皮士们所熟知。他们经常听到像汉克一样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和其他人的厌倦现状,或者指那些厌倦生活本身和随之而来的沮丧和绝望的人,但是凯鲁亚克是第一个将它用来指代整个时代的人。

1948年12月,金斯伯格离开了让他经历了布莱克幻景的东哈莱姆公寓,搬到了靠近72号约克大道上的另一间公寓。靠着在洛克菲勒中心美联社送稿工的微薄收入,他可以为自己支付适量的租金。他的工作是在晚上,这样他就可以在白天继续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了。在被提升前,卢申·卡尔也在联合社做着类似的工作,这对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是很常见的工作。其中一些人比如卢申,可能会进一步成为新闻作者和编辑,但像金斯伯格这样的送稿人则仅仅只是一个临时工而已。

当金斯伯格在他约克的新家里居住下来时,卡萨蒂、卢安娜和艾尔·辛克尔跳进了卡萨蒂那辆崭新的、1949款的灰栗色哈得逊汽车,他们一起去了城镇。卡萨蒂用他在铁路公司的最后积蓄支付了汽车的预付金,留下几乎身无分文的卡罗琳独自回到旧金山。他们在落基山停留了一会儿,接上了去拜访妹妹宁以及她丈夫保罗·布莱克的凯鲁亚克及其母亲。在卡萨蒂的指挥下,他们在落基山和纽约之间做了两个快速的来回,以便运送凯鲁亚克的母亲和她的一些家具,在把凯鲁亚克的母亲安顿在纽约后,他们出发去见金斯伯格了。

这个团队掌管了金斯伯格的公寓,并在金斯伯格工作和学习期间举行了一系列的聚会。大多数活动凯鲁亚克都参与了,同时他还在等待着小说《小镇与城市》的出版社反馈消息,在这之前,他将它发送给了一些书商。新年过后,他们就该离开了,金斯伯格很希望自己也能跟他们一起走,但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先完成学业。他发誓说以后一定会有自己旅行的时间的。

从加利福尼亚往东旅程的第一站起,海伦·汉克就抱怨自己被挤在狭窄的汽车里,很快,她就被打发到前方的新奥尔良等待他们了。对她的婚姻来说,这不是一个幸运的开始。海伦与艾尔·辛克尔的相处时间非常短暂,而现在他们肯定还在奇怪当初是怎么看上对方的。在新奥尔良,他同博罗斯和住在阿尔及尔拥挤的小房子里,这样的安排让海伦和博罗斯都很难受。博罗斯生气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直接就把新娘扔给了他,这只会更增加他对卡萨蒂的敌意。他急躁地给金斯伯格写了几封信,询问那伙人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将海伦·汉克带走。

博罗斯和深深地沉迷在毒品之中,他们对自己的毒瘾毫无控制力。博罗斯当时真的很努力想要戒掉海洛因,但对安他非命的依赖已经十分让人忧心了。她几乎从来不睡觉,所有事情都让她感到困扰。甚至在半夜时,她可以做出一些像搜寻院子树里蜥蜴那样奇怪的事情来。

在金斯伯格的住处举行完最后一次迎接1949年的聚会后,这伙人挤进了卡萨蒂的汽车朝北方进发去找海伦了。当卡萨蒂、凯鲁亚克、艾尔和卢安娜达到博罗斯的住所时,博罗斯已经受够了目前的状况并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他开始讨厌卡萨蒂,将他看作是金斯伯格另一个放纵的骗子熟人。“他准备牺牲家庭、朋友甚至是他的那辆汽车以帮助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博罗斯后来写信给金斯伯格。卡萨蒂甚至还犯了一个错误,他向博罗斯要钱以便继续他们的旅程。被要钱是博罗斯最讨厌的事情,他连一分钱也不愿意给这个不劳而获的人,而是急于要摆脱他。

在他们离开纽约不久后的一个雪夜里,汉克出现在了金斯伯格的门前。他的状态非常糟糕,脚流着血,整个人看上去又瘦又。他请求金斯伯格放他进去给予他照顾。常识警告金斯伯格要小心处理。汉克从金斯伯格以前的公寓里偷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甚至并不属于金斯伯格,虽然汉克后来试图对这个错误进行宽恕和慷慨的处理——他偿还了那些被偷的东西。现在汉克的情况是如此糟糕,金斯伯格动了恻隐之心,他让汉克进来并让出了自己的床,接下来的几周,他都睡在沙发上。

随着汉克体力的逐渐恢复,他变得更善交际。他开始帮金斯伯格做一些家务杂事,最后他带了自己的两个朋友回到公寓。小杰克·美洛蒂和薇琪·拉塞尔,他们跟汉克一样都是三流的骗子。他们靠着自己的小聪明,通过入室行窃谋生。有时为了挣钱买毒品和其他的必需品,薇琪还会去卖淫。偷窃是小杰克的专长,所以不久后,他就开始在金斯伯格的公寓里存放那些赃物。金斯伯格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房间里的赃物也就越来越多了。

到了春天,金斯伯格开始意识到如果再不进行制止,事情将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现在他已经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终于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这个夏天将公寓留给汉克,然后自己远离这里去新奥尔良拜访博罗斯和

随着出发日期的日益临近,金斯伯格决定将他的一些手稿和书信送到哥哥那里,以便在自己不在期间里,它们能够得到妥善的保管。为了报答金斯伯格的好客,小杰克提供了帮助。他们上了车,当然车是偷来的,带着几箱装满金斯伯格书稿的箱子朝着尤金的公寓出发了。途中,小杰克非法转了个弯,结果将车开进了一条错误的单行道里,这一切刚好发生在一个警察面前。车在追逐中翻了,将金斯伯格、小杰克、薇琪和行李都扔到了街上。没有人受伤,金斯伯格和薇琪逃进了附近的一个地铁站里,但小杰克被抓了。警察很快就找到了金斯伯格的公寓,并将他和汉克以私藏赃物罪逮捕了。

这件事很快被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了。一个前途光明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居然跟毒品、盗窃和卖淫扯到了一起,这让大家津津乐道。有记者甚至说金斯伯格跟这些罪犯混在一起是为了给他正在创作的一本小说寻找第一手素材。金斯伯格的父亲无法理解像他这样的一个聪明人是如何让自己被这些卑劣的骗子所利用的。然而事情原本就要复杂得多,金斯伯格对爱的渴求,他的慷慨,他对自己精神错乱的日益确信,他缺乏的自信和可怜的自尊都在起着作用。

路易斯找到了金斯伯格最著名的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这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他请求教授怜悯怜悯自己这个任性的儿子。在特里林的帮助下,他们与检察官达成了协议,金斯伯格被押送到纽约州精神病中心接受治疗,从而逃过了牢狱之灾。而另一方面,汉克,小杰克和薇琪都被确实地逮捕了,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暗地里,被送入精神病中心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对金斯伯格的一种解救。他听到过布莱克的声音,他看到了幻境,他是同性恋者,他是精神病女人的儿子,这一切都让他看上去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如果医院的治疗真的能够帮到他,那么他急切地想要配合并遵从医生的建议。实际上,进入精神病中心仿佛就是对他祈祷的答复。从博罗斯停止对他的业余精神分析后,金斯伯格就一直在尝试为自己找一个心理咨询,但由于大多医生的收费都太过昂贵,而他也一直没能成功找到一家免费的治疗机构。

经历了这些因法律而带来的麻烦之后,金斯伯格担心自己会给博罗斯带来不好的影响。警察在车上发现的很多信中不仅提到了同性恋,还有很多毒品交易的想法以及博罗斯使用了大量迷幻药的描述。尽管金斯伯格马上写信给博罗斯告诉他最好隐藏一段时间,并销毁自己的所有来信,但这封信到达新奥尔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博罗斯因为贩毒罪被逮捕了,而这跟金斯伯格的事件毫无关系。博罗斯的父母再一次将他从困境中保释了出来。

这些年里,凯鲁亚克第一次感到了欣喜若狂。哈考特,布瑞斯和康普尼已经接受了他的小说《小镇与城市》,但他担心警察可能也会从金斯伯格的信和日记中找到有关他的罪证。他尽力使自己远离那个群体。凯鲁亚克应该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被认可而庆祝,但他现在还不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成就中。这在后来被证明其实是毫无必要的担心,因为警察并没有去检查那些手稿,但是在那个时候,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都对此一无所知。

霍尔姆斯希望通过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凯鲁亚克高兴起来。早期的时候,凯鲁亚克和霍尔姆斯是唯一两个认为自己是真正作家的人。博罗斯那时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即使在《河马》中,他与凯鲁亚克互写了几个章节,但不管如何,那更多的是杰克的主意。金斯伯格除了日记,也没有写出其他的东西来。虽然偶尔他也会写一两首让人联想起十八世纪风格的诗,但那都是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等作家的模仿,他还没有能找到自己的风格。

凯鲁亚克跟着卡萨蒂来到西海岸期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并专注于“玩乐、玩笑和黑暗”的创作,当卡萨蒂将他扔在旧金山街道上,自己回到城里时,凯鲁亚克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孤独无援。没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凯鲁亚克电报了自己的母亲索要巴士费用并坐上灰狗巴士(Greyhound美国最大长程巴士公司),就此穿过波兰和北线向东调头回去了。那时正是隆冬,那次旅行本身就被证明了是一次冒险。没有意识到这次旅行将成为他下一本书《在路上》的主要内容,凯鲁亚克认为卡萨蒂让他被迫浪费了整整一个月。坐在奥松公园他母亲家的餐桌旁,他开始了新小说的创作,他的构思是延续《小镇与城市》的叙述。

凯鲁亚克对纽约的生活感到越来越厌倦和烦闷,因此他决定将自己、母亲和妹妹一起迁移到西部的科罗拉多。他们天真地计划着在那里买一个大的牧场然后过着牛仔般的生活,但他连这样的生活需要些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凯鲁亚克已经收到了《小镇与城市》出版商的1000美元预付金,他认为接下来支票和美元将接踵而至,在即将拥有的经济保障下,他将可以进行一些长期的规划,他甚至还记录下了一些个人目标,在日记中他写道:要在两年内结婚并拥有一个“大的小麦农场”。

1949年5月19日,凯鲁亚克到达丹佛,他确信一旦安顿下来,他的母亲也将会像他一样爱上这个地方。他试图靠在丹佛的朋友找一个住处,在无法和艾德·怀特或者哈尔·恰斯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拜访了曾经指导过卡萨蒂的贾斯丁·布莱尔利,并在其帮助下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处。随后,凯鲁亚克在丹佛市郊的维斯特伍德的西中心大街上租了一间价格合适的房子。当他的家具和亲人们都还在半路上时,凯鲁亚克就迫不及待地租了一部打字机并开始了写作。六月,在凯鲁亚克的母亲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妹妹宁以及妹夫一起到达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凯鲁亚克并不能为他们的新家提供多大的帮助。凯鲁亚克一直以来都很腼腆内向,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却是更加彻底地与世隔离。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一旦安顿下来,他就计划买一匹马到山里去,过着梭罗那样的生活。虽然凯鲁亚克的母亲一开始赞同这次搬迁,并且对凯鲁亚克远离纽约那群像金斯伯格一样给他带来不良影响的朋友们而感到高兴,但她也感觉到在丹佛生活的陌生和不习惯。所以当八月份凯鲁亚克准备去旧金山看望卡萨蒂的时候,她也打包了行李,搬回了在布鲁克林里奇蒙德山的公寓。

尽管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凯鲁亚克最终还是原谅了卡萨蒂在上次旧金山之行的所作所为。为了和卡萨蒂开始新的冒险,他已经准备好原谅和忘记以前的一切。到达旧金山后,凯鲁亚克发现卡萨蒂的拇指在撞到卢安娜的头后就一直没有痊愈,医生不得不对伤指进行了部分切除。这让卡萨蒂得以从他旧胎翻新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进行康复和接待凯鲁亚克了,这也成为凯鲁亚克同意这次旅行的原因。在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的榜样鼓舞下,卡萨蒂也开始尝试写作自己的生活。除了一些写给凯鲁亚克的描述其童年往事的信以外,卡萨蒂的其他写作尝试都半途而废了,他请求凯鲁亚克给他一些建议,好让他的自传不至于无疾而终。当时凯鲁亚克的自传即将出版,他确信自己能够帮助他的朋友们完成写作并找到出版商,因此他也急切地想要帮助卡萨蒂完成他自己的书。


第五章  秘密群体

博罗斯在新奥尔良被逮捕后,警察在搜查他房间时发现了海洛因、大麻还有未获许可的枪械。但因为他们事前并未办理搜查许可,因此博罗斯在父母为他请的有经验的律师的帮助下,得到了保释。一恢复自由,博罗斯就登记进入了一家私人疗养院,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戒毒生活。治愈后,博罗斯认为与坐牢相比,离开城镇会是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他律师的同意。

1949年5月,博罗斯和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他们在德克萨斯法尔,凯尔斯·艾尔温住所附近租的房子里。虽然有优秀的律师,但新奥尔良审判的结果对他并不有利。博罗斯曾经被监禁过,这让他在这次毒品控诉中有可能会面临几个月的牢狱生活。为了逃避监禁,博罗斯决定迁居到墨西哥城。那年九月,他朝南出发以寻找住所。对自认为过于严格的美国法律和法规,他感到非常恼怒。他希望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受到那些警察和无关紧要的官僚人员的干涉。如果在国外呆上五年以上,新奥尔良案件的法定时效就会过期,而他也就可以安全地回来了。事实上,后来当博罗斯永久地回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近25年后的事了。怀着对未知未来的憧憬,和孩子们搬到了墨西哥首都一条尽头路上的新家里。在那里,博罗斯开始创作一本关于一个瘾君子在美国的冒险生活的小说,后来这本书以《瘾君子》(Junkie)的名字出版了。

1949年夏天,当博罗斯还在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时候,金斯伯格进入了纽约州立精神治疗中心,它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分部。在那里他开始同一大群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起。在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后,金斯伯格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其他人一天中看到的幻象比我一年看到的还要多,”他这样告诉凯鲁亚克。

金斯伯格在(他把它称为)“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就碰见了一个叫卡尔·所罗门的年轻犹太人。当金斯伯格在病区大厅撞上他时,卡尔才刚从休克疗法中释放出来。除了大把的空余时间外,一无所有的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交谈。金斯伯格告诉凯鲁亚克,所罗门“用一种不怀好意的语气告诉我,医生是怎样通过休克疗法把他逼疯的”。两人发现他们对文学有着共同的爱好,并很快将自己比作了俄罗斯著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们很容易对那些无助的、无法跟残酷无情的社会抗争的可怜人产生同情。

卡尔·所罗门在布朗克斯出生并长大,同凯鲁亚克一样,他大多数时间都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有一个非常聪慧的,但又有些脆弱的头脑。他喜欢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并对他们的很多行为都进行了模仿。事实上,当他1947年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晚见到过伟大的法国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在大学里举行的一次有关象征主义诗人斯蒂芬娜的演讲上,所罗门将土豆沙拉扔向了演讲者。他认为只有的达达主义才能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激励。不久后,卡尔在布鲁克林学院的餐厅里偷了一个花生黄油三明治并向警卫展示了他的成果。在被进行有关的询问时,所罗门要求进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他要像阿尔托一样为社会而自杀。他也因此被送到了遇见金斯伯格的这个精神治疗医院。

一开始,金斯伯格希望医生能够积极关注他的病情,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医生所希望的不过就是病人能够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而不去制造麻烦。通过心理治疗来治愈他疾病的信念很快就破灭了。但他仍然决定尽力配合医生的建议,以期望病情能有所好转。他很快就认同了医生关于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说法。为了进行自我治疗,他承诺改变并开始同女性约会。医生甚至简单地说服他相信,他从未见到布莱克的影像,只是受到了幻觉的欺骗而已。

金斯伯格每天都在日记里记录着卡尔和其他病人的轶事,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有一天会被整理到他最著名的诗《卡尔·所罗门的呐喊》(Howl for Carl Solomon)里。在治疗中心的日子,金斯伯格逐渐认识到当今社会需要的不一定是心智正常的人,但他的行为必须是正常的。1950年2月底,他的医生们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可以为病人做的所有治疗,金斯伯格出院了。

1949年8月,当金斯伯格逐渐习惯在精神病区的生活时,凯鲁亚克突然在半夜里出现在了旧金山并直接走向了卡萨蒂所在的拉塞尔街道。在敲开了一间小平房的门后,他猝不及防地看到卡萨蒂全身赤裸地站在门口。他再一次为卡萨蒂的毫无顾忌而感到吃惊。“赤裸是他迎接世界的方式”,这成为了凯鲁亚克《在路上》里的名句。他和卡萨蒂最初还就后者的自传拟写提纲,但城市里的各种消遣对两个男人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很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追逐城里酒吧和爵士吧的女人们了。在他们寻欢作乐的时候,卡罗琳则忙着工作、收拾房间以及照看卡萨蒂的女儿。但这样的安排并没能持续多久,卡罗琳不久后就开始为自己是房间里唯一的“成年人”而感到愤怒。她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待遇,而且因为再次怀孕,她不能再继续担当两个成年男人母亲的角色了。

卡萨蒂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争吵,但这也给了卡萨蒂分手的借口。他给卡罗琳留下了一封有着戏剧性开头的告别信,“我今天离开了——再也不会让你烦恼了。” 随即便和凯鲁亚克疯狂地去了丹佛、芝加哥以及底特律,他们最后来到了纽约。凯鲁亚克希望在那里再次碰见他的前妻伊迪·帕克。关于这次旅行,后来凯鲁亚克在《在路上》的卷轴初稿中将其描述成他们多次横穿全国的旅行中的其中一次,但有关这次旅程的很多章节在最后出版时被编辑删除了。

到了纽约后,卡萨蒂同凯鲁亚克以及他的母亲在列治文山住了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认识了一个叫做戴安娜·汉森的女孩,并搬入了她位于上东区的公寓。戴安娜是一个来自于纽约北塔里蹲的性感的、黑发的时装模特。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来自于一个中产家庭。汉森才刚刚在这个城市开始自己的事业就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卡萨蒂,并立刻被他迷住了。在卡萨蒂搬入后不久,汉森就怀孕了。她和卡萨蒂开始讨论婚姻的利弊,这时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卡萨蒂的脑海中形成了:他可以借此拥有两个家庭,一年在每个家住六个月。

1950年1月26日,卡罗琳在旧金山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杰米,当时只有她的新朋友海伦·辛克尔给她提供了帮助。紧接着汉森就告诉了卡罗琳她怀孕的消息,卡罗琳同意与卡萨蒂离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孩子出生前结婚。在50年代的道德标准里,这样做是“正确的”,它可以避免孩子成为私生子。也许终于认识到卡萨蒂根本就不能如她最初所希望的那样给她和她的孩子们任何承诺,卡罗琳在六月向法院提出了离婚。之后卡萨蒂的生活变得非常混乱,但他仍不愿意对任何事负责任,和他生活的女人只能靠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博罗斯和琼在墨西哥城定居了下来,当凯鲁亚克的《小镇与城市》出版时,金斯伯格也快要出院了。凯鲁亚克的书反响并不热烈,很多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将它跟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虽然凯鲁亚克承认他的作品里的确有很多托马斯相似的地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他觉得一个作家是可以在前人的作品上进行再创作的,而再次创作的作品也不应该被否定。虽然受到了评论家的抨击,但他还是坚持记录着自己的经历并寻找着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把在自己真实经历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作品想象成伟大的杜洛兹的创作。杜洛兹是凯鲁亚克虚构出来的名字,他通常用来形容他的另一个自我。凯鲁亚克的书不能被单纯地被称作小说或非小说,它是两者的混合。

1950年3月,金斯伯格仍然同他父亲以及继母伊迪丝住在帕特森,他一周去见他的精神病医生三次,期望以此治愈他的精神问题。在一次去曼哈顿的常规旅程中,他去听了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演讲,几天后他写信给这位住在卢瑟福的年长诗人,询问是否可以拜访他并就诗学与他进行一些讨论。金斯伯格认为,他的诗中有一些极为动人,并对他作为诗人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威廉姆斯的诗全都是不加修饰的白话,而不是那些金斯伯格曾经在自己诗中模仿的华而不实的词汇和韵律,威廉姆斯不加渲染和大胆有力的语言对金斯伯格而言就如同卡萨蒂凯鲁亚克的信那样深深地打动了他。

威廉姆斯是通过路易斯的诗知道金斯伯格的父亲的,这些诗偶尔会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路易斯·金斯伯格喜欢称自己为“帕特森最重要的诗人”,他在新泽西西部小有名气。威廉姆斯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他邀请金斯伯格带一些手稿过来。在读过这些诗作后,威廉姆斯告诉他,如果他想要继续使用固有的诗歌模式,那么对这些规则的严格遵守就是非常关键的。他将自己的理念“不要观念,除非在物中” 告诉给了金斯伯格,提醒他诗歌创作不应该开始于一些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而应当着眼于具体观察基础上的物体本身。威廉姆斯说:“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但你应该把它们当做一种可观察到的东西而不是迷失在一些无形的感觉里。”

金斯伯格把他的诗收录在一本名为《愤怒之门》(The Gates of Wrath)的诗集里,并把它们寄送了出去,期望有人能够可以出版这些诗。虽然他也收到了一些回复,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发表一个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不知名作家的诗。他们建议金斯伯格循序渐进,先从一些较小的文学杂志开始,威廉姆斯也赞同这个意见,他告诉金斯伯格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能找到愿意发表他诗作的出版社。

从旧金山回到纽约后,凯鲁亚克重新过起了他认为最舒适的生活。他周末待在城里和霍尔姆斯、所罗门以及金斯伯格等朋友在一起喝酒谈乐,而平时则回到在布鲁克林的母亲家中写作。五月份他说服哈考特·布鲁斯带他到丹佛宣传他的《小镇与城市》,在那里的签售会上,他又同丹佛的一些朋友聚在了一起。

他也去拜访了尼尔·卡萨蒂,卡萨蒂不知从哪里捡到一辆旧福特车,从纽约驶回丹佛。怀着各自的目的,两人决定去探访在墨西哥城的博罗斯。凯鲁亚克还在为他的书在纽约反响平平而失望,这次南行正好可以让他高兴起来,他认为自己需要的正是一个除了写作、频繁嫖妓、吸食大麻以外什么都不干的夏天。卡萨蒂想要同卡罗琳在墨西哥办一个干脆而低成本的离婚,以便能在孩子出生前与戴安娜结婚,他带回来一叠墨西哥法庭签字和盖章的官方文书,但后来卡罗琳建议他们之间最好不要留下任何的法律纠葛。无论凯鲁亚克的婚姻状态如何,他和戴安娜最终还是于1950年7月10日在新泽西举行了婚礼,霍尔姆斯和金斯伯格充当了婚礼的见证人。

1950年8月卡萨蒂和凯鲁亚克都离开墨西哥城的时候,卢申·卡尔拜访了博罗斯。这是卢申在联合出版社工作之余的一个短暂假期,他和他的女朋友开车疾驰到南方问候博罗斯和卢申觉得家的含义就是快乐地流亡。博罗斯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老师,教授几门课程并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吗啡供应的可靠来源,没能顺利找到安非他命,但她已经可以用酒精来替代了,她的酒量能让卢申一样的酒鬼也自叹弗如。

博罗斯已经说服凯尔斯·埃文斯也留下来进入这所学校,凯尔斯鼓励博罗斯继续努力创作有关于瘾君子生活的故事。博罗斯看上去缺乏足够的自信来开始一个大课题,但一旦有人说服他开始,他就会继续下去。金斯伯格通常也能对博罗斯施加相同的影响力。在后来的日子里,金斯伯格需要不时地告诉博罗斯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以使他恢复信心,这样博罗斯才能继续他的写作。在埃文斯的帮助下,博罗斯在1950年底完成了《瘾君子》的初稿。

卢申在拜访博罗斯时向他介绍了一个在切尔西跟他住同一街区的新朋友。他叫比尔·卡纳斯特拉,是一个只比卢申和金斯伯格大几岁的男人。同博罗斯一样,卡纳斯特拉也在哈佛学习过,但他学的是法律而非人类学。虽然卡纳斯特拉通过了律师考试,但他的生活重心却是聚会和酒馆,而不是法庭。他在证明自己是一个终极行乐主义者,只要有他在身边,每个人都会对聚会充满了期待。他不是在西21号自己的阁楼上组织聚会,就是出现在其他他所知道的聚会上,在遇见卢申和他的朋友们时,他的事迹在当地已经非常出名了。

在一次聚会上,卡纳斯特拉要求凯鲁亚克脱光衣服并在街区周围同他赛跑。生性害羞的凯鲁亚克脱得只剩下了短裤,但还是没能像卡纳斯特拉一样完全赤裸。特别在喝醉后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这样的状态),卡纳斯特拉对任何粗暴的行为都极感兴趣,他甚至会沿街折断汽车的收音机天线,而这么做的仅仅是为了好玩。

卡纳斯特拉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爵士乐团的成员,他们每晚都聚集在一些像圣雷莫(San Remo)一样的朴实乡村酒吧里。这些地方是被金斯伯格称作新一代“隐秘”群体的理想聚集地,这个名字后来被凯鲁亚克借用在他有关现代享乐主义者的小说里。这个新的社会群体开阔了这些之前混迹于郊区的哥伦比亚大学成员们的视野。晚上,金斯伯格、凯鲁亚克、霍姆斯和卢申与像比尔·卡纳斯特拉、切斯特·卡尔曼,、钱德勒·布罗萨德、朱利安·贝克 、加迪斯·玛丽娜、阿兰·安森、威廉·加迪斯、比尔·柯克、阿莱恩·李、安东·罗森伯格、戈尔·温达尔、詹姆斯·艾、安娜托雷·布罗亚、约翰·凯奇和保罗·古德曼这样的待在一起。卡尔·所罗门不在精神病院时,他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他们所有人都对文学和哲学感兴趣,其中有人已经写了书或者正准备写。这种定期的聚会让他们感到一种只有在战后的格林尼治村才有的放荡不羁的同志情谊。

金斯伯格仍然与他的父亲和继母住在帕特森,但他经常会与朋友们在城里过夜。他尽力听从医生的建议,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不过在这方面他并不成功。他试着在一家织带厂做工人,但一个月后他就被解雇了,因为他不具备将织带末端捆牢的基本技能。后来他又做了很多尝试,从洗碗工到勤杂工,但最终它们都以相同的令人失望的方式结束了。他幻想的时间多过真正专注于工作的时间,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习惯。

他努力否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开始同女性约会,但这同样也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因为他所认识的男人中有很多都是同性恋。他同来自于圣雷莫“地下团队”的几位女人约会,但都没有太多结果,直到他认识了卡纳斯特拉的一个叫做海伦·帕克的朋友。她比金斯伯格年长而且在第一次遇见他时就已经是一个五岁和一个十岁男孩的母亲了。帕克同约翰·多斯·帕索斯来往密切,在古巴时她还认识海明威。在金斯伯格被介绍给她时,她正准备搬到普罗温斯敦科德角山顶上的凉亭里去,因此她邀请金斯伯格去那里拜访她。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金斯伯格有了初次的异性性爱经验。

最开始金斯伯格是喜悦的,或者说至少在信中他对自己新发现的异性恋本领进行了夸耀。“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选择将女人作为我生活的主题。我爱海伦·帕克而她也爱我,从我跟她在普罗温斯敦度过的那三天中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在同她第一晚后,我的许多害怕、幻觉和自卑便不翼而飞,当明白我们互相需要时,我们开始了情爱,伴随我的是性爱的欢愉、美妙的回忆还有那难以实现的交通问题。”他在几天后凯鲁亚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与工作方面的情况一样,他与海伦的异性生活也是短暂的。金斯伯格并不知道如何同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有着两个小孩的且住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女人相处。尽管他下定决心成为“正常人”,但他自身的性倾向比他成为异性恋者的主观愿望更加强烈,他仍然发自内心地渴望得到男性伴侣的爱情。同女人发生的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勉强自己做的,他并未从中得到任何享受。

1950年10月的一天,这个秘密团体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经常做出类似于自杀的鲁莽行为的比尔·卡纳斯特拉在地铁站发生的奇怪事故中身亡。像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的卡纳斯特拉上了一班地铁,但突然又在地铁车门关闭的瞬间决定要下车回附近的酒吧,在地铁开始驶离车站时,他爬上地铁开着的窗户,但还没等他完全翻出窗户,地铁已经行驶到了站台末端,卡纳斯特拉从车上摔了下来,在轨道上被碾了个粉碎,他的朋友们在一旁清楚地目睹了整个过程——这种可怕的死法,这件事对他朋友们的毁灭性影响就如同1944年卡默尔的突然死亡一样。

卡纳斯特拉有一个叫做·哈威蒂的亲密女性朋友,卡纳斯特拉的离去让她心神错乱,事故后,她接管了卡纳斯特拉的阁楼,她暧昧地觉得应该让它保留卡纳斯特拉生前的样子。1950年11月3日,卡纳斯特拉死后不久,凯鲁亚克偶然来到阁楼寻找卢申·卡尔,在那里他见到了哈威蒂。大约几天后,凯鲁亚克就向哈威蒂求婚了,

结婚似乎原本就在凯鲁亚克的待办事项清单上,他想要做的就是尽快完成,即使他并不知道新娘是谁。不过哈威蒂在接受求婚时仿佛也有同样的想法,在她2000年发表的回忆录《无人新娘》(Nobody’s Wife)中,哈威蒂明确地说当时他们两人结婚的动机都不是爱情。她还将他们的婚姻生活描绘成一幅毫无激情的图画,这不禁让人好奇当初他们为何还要如此麻烦。

1950年11月17日,卡纳斯特拉死后刚刚一个月,在认识两个星期后,哈威蒂和凯鲁亚克就结婚了。他们无比匆忙地想要完成婚礼,以至于凯鲁亚克不得不四处寻找一个愿意在工作时间之外主持仪式的法官。这段婚姻看上去只是一个为继续疯狂聚会的借口,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卡纳斯特拉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甚至连保留他公寓的计划也在12月租约到期的时候落空了,因为他们中没有人能支付得起房子的租金,这对新婚夫妇只好搬进了凯鲁亚克母亲在里奇蒙山的小公寓里。哈威蒂在不久后就认识到凯鲁亚克的生活里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其他女人,他已经有了他的母亲加布里埃尔。

凯鲁亚克继续努力写作他的新小说,他决定简单地将它命名为《在路上》。小说的内容是有关他和尼尔·卡萨蒂之间的友谊以及在他们在来回跨国旅行中的奇遇。那时,凯鲁亚克已经为这部小说辛苦几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没有如他所愿得到发表。他仍然坚持了沃尔夫的叙事风格,但这种风格看上去并不适合这种逸闻趣事类的小说,散文捕捉不住卡萨蒂那快节奏狂热个性的精髓。幸运的是,1950年12月底,凯鲁亚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卡萨蒂的信,这封信改变了这种情况——这封17页、有着意识流风格的信后来被称作“琼·安德森之信”。卡萨蒂在信中描写了他与一个叫做琼·安德森的女人多年前发生的事,但他在描述他们关系的一些细节时十分生动,就像面对面与凯鲁亚克聊天一样自然,信的文笔流畅轻松,而且非常有效地表现出了卡萨蒂无拘无束的天性。“起先,那该死的、疯狂的小母马的妈妈还信任我,让我在她身边,让我照顾玛丽,看着她等。但不久,当玛丽变得更加疯狂后,这个老婊子就狠狠地将我训斥了一顿…”凯鲁亚克把卡萨蒂的信视做他一直寻找的启示,不久后他就决定用同样狂热的,无拘束的方式重写整本小说。

“琼·安德森之信”只是凯鲁亚克在1950年间收到的卡萨蒂的信中的一封,但它却达到卡萨蒂书信写作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几年里,卡萨蒂再也没有写出如此生动的信了,但基于他那时的写信水平,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都确信卡萨蒂有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潜力,他们相互传阅这些信并把信的内容大声读给他们的朋友。卢申和其他一些人对卡萨蒂的风格和他所使用的比喻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凯鲁亚克却认为这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当哈威蒂认识到没有人能比凯鲁亚克的母亲更能照顾好他时,她放弃了与加布里埃尔的竞争并搬进了曼哈顿自己的公寓里。虽然当时凯鲁亚克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就快结束了,但他还是追随哈威蒂来到了她的新家,在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况下,凯鲁亚克带着他的拉盖书桌和打字机出现在她门前,哈威蒂多少有些不情愿地让他带着这些东西进了屋。

1951年4月2日,在受到卡萨蒂生动来信的启发下,凯鲁亚克坐下来开始键入全新版的《在路上》。他将这本书作为对他新婚妻子的问题“同卡萨蒂在路上是怎样的呢?”的一个回答和解释。“我第一次遇到卡萨蒂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才从一场严重的疾病中熬过来,我并不想进行任何的交谈,除非谈话的内容与我父亲的死有关,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每样东西都是死的…”他在初稿中写道。凯鲁亚克打字速度很快,所以他决定忽略标点、分段和传统的格式,将所有内容都打在一块。在写这本书时,他快速地把出现在脑海中的词记录在纸上,而没有花时间停顿下来去修改。为了避免打字机在换纸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停顿,杰克将长条的纸粘在一起并把它作为连续的一卷装入打字机,这样他连续的思路和自由的语言就不会被打断。运动员的经历和温热的咖啡给了杰克力量,他就这样坚持了近三周,中途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

哈威蒂在小公寓里睡觉时,杰克还在继续写作,在写到与一名叫做·弗朗哥的移民女孩的性爱关系时,他将哈威蒂从熟睡中弄醒,两人随即开始做爱。哈威蒂来不及安放避孕环,凯鲁亚克也因此在那天晚上成为了父亲。婚姻生活中的纠纷和争吵干扰了凯鲁亚克的创造性工作,为此他搬出了他们的小公寓,并于4月22日在卢·卡尔的公寓最终完稿。借助笔记和原来的草稿,凯鲁亚克最终完成的是近120英尺长,写满密密麻麻不隔行的文本的卷轴。这样形式的手稿之前从未有人见过,所以当杰克把它提交给哈考特·布鲁斯的罗伯特·吉卢克斯时,这位编辑的眼珠似乎都要掉出来了。连看都没看一眼,他就将卷轴丢还给了凯鲁亚克,并告诉他像这种形式的手稿,地球上不会有任何一家出版商感兴趣。

当哈威蒂发现自己怀孕后,凯鲁亚克立即就否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他指控哈威蒂和她工作的餐厅里的一名波多黎各人存在奸情。这件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促成了这对夫妻的彻底分手。凯鲁亚克又一次想方设法逃避了可能牵绊他的责任和义务,他从来都不能承担作为一名丈夫或者父亲的责任。在剩下的生活里,凯鲁亚克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否认孩子是他的这一事实,并且制造了众多的借口试图逃避前妻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这确实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但凯鲁亚克从来都不具备照顾他人的能力,他总是需要一个人——通常是他的母亲来供自己依靠,至于家庭责任的问题,凯鲁亚克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第六章 文学生活

当凯鲁亚克的个人生活正上演着家庭闹剧时,垮掉圈子的文学生活却正在逐步形成。博罗斯将暂定名为《毒品》(Junk)的新书寄给金斯伯格征求意见。当时他正在墨西哥到南美的旅途中,去寻找一种新毒品雅格(yage)。正当凯鲁亚克准备重写《在路上》时,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走》展示给他看。这是一本更加传统的小说,却跟凯鲁亚克的小说有着相同的人物和主题。事实上,《走》比《在路上》提前出版了整整五年,这让凯鲁亚克相当恼怒。《走》也被普遍认为是垮掉第一本出版的小说。

那时,金斯伯格仍然住在家里并坚持写诗。他的诗大多都拘泥于形式,但卡萨蒂的信已经开始对他产生影响了。“我读了你给凯鲁亚克的信,描述(某一时期)在药房柜台前遇见前女友等情形,”他写信给卡萨蒂,“回忆其他的几次见面,我注意到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有关地点、时间的意识机器—记忆的,它们有着惊人的可靠性…”金斯伯格从中看出卡萨蒂有描写任何东西并使之有趣的能力,无论这个主题是多么的庸俗。这使金斯伯格认识到文学不一定非得要像史诗般高尚,只要它来自于心灵就可以了。

金斯伯格的个人生活仍然一片混乱。毫不奇怪,在与女性的关系方面,他仍然存在问题。当金斯伯格写信告诉博罗斯他的处境时,博罗斯被彻底地激怒了。金斯伯格发现如果有女人对他感兴趣并采取主动时,他能够勉强与她们发生性行为,但他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虽然这样的性行为并不能愉悦任何人,但是金斯伯格自认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医生的期望。

博罗斯认为金斯伯格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建议非常可怕。他认为金斯伯格跟女人发生性关系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欺骗,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金斯伯格不能像开关水龙头一样控制同性恋欲望。“跟女人在一起,就我而言是可以的,如果实在不能与男孩在一起的话,”博罗斯这样写道。以自己为例,他将与女人性交比喻成吃玉米饼,“不管我吃了多少玉米饼,我仍然想要牛排” ,他告诉金斯伯格,与女人做爱并不能使他改变性倾向。博罗斯的妻子在他将信寄出前读了这封信,并加了一条自己的注解,她同意博罗斯的说法,但揶揄道“大概在第二十个月时,事情变得有些困难了,因为那时他只能以玉米饼为生了。”

在收到博罗斯寄出的有关吸毒者生活的部分手稿后,金斯伯格将它四处展示给出版社的熟人。虽然博罗斯不时地会寄出手稿的一些新章节,但大多数出版商都认为这本关于毒瘾的第一手资料只有吸毒者才会感兴趣。既然卢申没有交到好运,金斯伯格就只能继续把博罗斯的手稿寄给自己的一些熟人了。

在墨西哥时,博罗斯已经戒掉了海洛因毒瘾。他曾经告诉金斯伯格,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过程,最近两年里,他已经戒掉五次了,说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中的讽刺意味。没有受到毒品影响的时期是博罗斯写作状态最好的时期,最近六七个月的修整非常有成效。这些新的章节本来准备被放到《毒品》的末尾,但自从博罗斯又开始吸毒,他的编辑就发现这些新的章节怎么看都不像是跟前面的章节出自一个人之手。因此,这些新的章节后来成为了他的新书《同性恋者》(Queer)的基础。

除了写作,同金斯伯格一样,博罗斯对同性也有强烈的爱慕之情。他最近迷上了一个正在墨西哥城学习士兵法案的学生。这个年轻人叫刘易斯·马克,博罗斯决定和他一起到巴拿马和厄瓜多尔旅行以寻找激情和奇遇。然而当时马克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想跟博罗斯在一起,因此在他们旅行后,因为不确定是否要继续他们的关系,马克回到了佛罗里达的家里,并停止了与博罗斯的任何联系。但短短几个月,他又回到了墨西哥,并愿意同博罗斯再进行一次旅行。

琼·博罗斯对这一切都很坦然,因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博罗斯的天性。但1951年,她为自己滥用毒品和酒精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虽然她的状况看上去已经不可能再继续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了,但她依旧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在此过程中,博罗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常说如果没有了女人和孩子,他可以过得更自在,并经常以吓唬孩子们为乐,因此孩子们总是躲着他,而这也正合他意。

1951年8月,正在年假期间的卢申同金斯伯格从纽约开车到墨西哥城拜访博罗斯和。由于是一时兴起,所以在到达时,他们才发现博罗斯还与马克的外旅行。琼的状况比以前更糟,但他们并未被她可怜的状况吓倒,而是带着她接连几天更加疯狂地酗酒狂欢。一天,他们开车穿过墨西哥,当酒醉的卢申和轮流以非常危险的速度通过急转弯时,两个孩子被吓得畏缩在后排座上。他们没有遇难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开车返回纽约途中,申的雪佛兰汽车因夏季的高温而发生故障,金斯伯格留在得克萨斯等待维修卢申则不得不赶回去工作。在加尔维斯敦酒店翻阅报纸时,卢申读到了一则新闻,在他和金斯伯格离开墨西哥城后不久,博罗斯在一个“醉酒的威廉泰尔射击游戏中”意外杀死了。当时,博罗斯带着枪参加一个聚会,并希望能够在那里将这支枪卖给某个人。不知为什么,将一只威士忌酒杯放在了自己头上并挑衅博罗斯将它击落。在通常情况下,博罗斯的枪法很准,即使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但那天他却突然失去了以往的水平,子弹刚好打在她前额的正中心。不久后,琼就因医治无效而死在了医院,博罗斯被立即逮捕了。两个孩子被分别送到了祖父母家,朱莉被送到了琼的父母家中,比利则到了博罗斯父母那里。

在一位精明律师的帮助下,博罗斯在监狱里待了21天后就被保释出狱了。留在墨西哥城附近等待审判时,他开始意识到墨西哥的司法体系是如此的腐败,他的案件可能不会如律师所说的那样具有延展性,那些官员们可能真的会再次把他送回到监狱里。他甚至草率地想在保释期中逃走,离开这个国家。在这一系列的惨剧中,琼的死亡是这个团队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他们所有人都喜欢,并怜爱地回忆起他们最初在莫宁赛德高地她的公寓里的聚会的那些日子。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而且不论何时,她总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还是他们所认识的少数女人中,能够参与他们讨论的,她的理解力让他们尊重。此后,琼的灵魂还回来纠缠看他们中的一些人。

的死亡彻底让博罗斯震惊了,于是他重新回到了写作中。多年后,他告诉采访的记者说,如果没有发生那次枪击,他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一个作家。他认为那次事件对他的写作是有“激发和促进性”的。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责,他只是需要通过写作来逃避他所说的邪恶力量或者“丑恶的灵魂”的摆布和侵袭。

凯鲁亚克完成卷轴版《在路上》后,金斯伯格立刻请求第一个阅读。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随即意识到凯鲁亚克已经做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突破。这是一本金斯伯格一开始阅读就不愿放下的书。凯鲁亚克的散文让他欲罢不能,虽然他也同意罗伯特·吉鲁的意见,这种散文不能以现有的格式出版。但凯鲁亚克的写作方法为金斯伯格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可以将这种方法应用在自己的诗歌上,这更肯定了他的新想法——他可以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想法而不需要去考虑其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这个想法来自于凯鲁亚克写给卡萨蒂的信件。

尽管如此,金斯伯格仍然是在几年后才将这个技巧应用到自己的诗歌写作中的,卡萨蒂的《琼·安德森的书信》(Joan Anderson Letter)和凯鲁亚克《在路上》促使他思考自己到底想通过诗歌表达什么。当时,文学理论本身就是讨论的共同话题,在那期间,凯鲁亚克对他的新写作风格进行了一个正式的解释——他将其称为“无意识散文的精华”。他终于可以给他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书面化的技术要点,一个写作方面的“指导”手册了。金斯伯格对此细心地研究以寻找出可以将凯鲁亚克的理论应用到自己诗歌上的方法。

更多的时候,金斯伯格都待在纽约,他在市场调查公司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每当这些公司需要额外的人员来进行公众调查时,金斯伯格和他的朋友们,例如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和卡尔·所罗门就会被召集起来。这类工作的报酬和工作时间的随意性都让他们很满意。50年代早期,金斯伯格仍然没有确定自己的事业目标。他有时会想回到大学继续学习,并完成早期成为一名劳工律师的梦想,但有时候,他的目标又只是单纯地想存足够的钱去旅行。

金斯伯格仍然认为自己的诗缺乏想象力,而且他始终无法看到以后的发展。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把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记在日记本上。他一直遵循着治疗师给他的建议,这让他的生活沉闷不堪,他将自己同梅尔维尔《录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的乏味人物进行了比较。朋友们是他快乐的唯一源泉,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四处游荡。死亡、灾难、婚姻、抱负和单纯的距离都是造成他们离散的原因,而信件成了他们保持联系的极为重要的方式。

偶尔金斯伯格也会打破他异性恋的决心,和一些男性伙伴一夜情,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努力扮演“异性恋”的角色并继续同女性约会。当最初的浪漫消失时,他同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成了亲密的朋友,达斯蒂·莫尔兰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她是一位来自于怀俄明州的艺术家,到纽约来寻找自己的宿命。金斯伯格有时叫她达斯蒂或者达斯宾,这个充满魅力的黑发女人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也许这才是吸引他的原因。

一天,当金斯伯格在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同性恋酒吧小马衣(Pony Stable)喝酒时,他发现了坐在附近的一个非常英俊、健谈的年轻男人。金斯伯格克服了自己的羞怯上前与他攀谈。这个男人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叫格雷戈里·柯尔索。科尔索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因偷窃大衣而入狱三年,事实上,那只是他一长串青少年罪行中最近的一件而已。科尔索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好管闲事、活跃而且热衷于他能发现的任何买卖。他夹着一摞金斯伯格非常感兴趣的诗集。科尔索告诉金斯伯格,快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辍学很久了,并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在纽约的街道上厮混。在监狱里,他听从年长室友的建议,通过阅读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来自我学习。他特别欣赏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和雪莱,谈及他们,他好像认识他们本人一样。

金斯伯格被科尔索吸引有几个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性。当话题转移到女人时,金斯伯格很快就发现科尔索是个异性恋者。在谈话过程中,科尔索告诉金斯伯格一件事,他说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邻居经常不穿衣服站在他的窗前,科尔索时常偷看她并渴望与她见面。他们讨论得越多,金斯伯格就越觉得科尔索谈论的那个女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女朋友达斯蒂·莫尔兰。但金斯伯格没有感到丝毫嫉妒,他不想错过与这个英俊的年轻男人成为朋友的机会,于是他告诉科尔索自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如果科尔索那天晚上到某个地方等他,金斯伯格就可以证明自己的魔力,他说这种力量可以召唤出那个神秘的女人。科尔索接受了金斯伯格的建议,不久后,他就跟达斯蒂睡在了一起。

虽然科尔索对金斯伯格并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但这并不阻碍他们成为好友。同汉克和卡萨蒂一样,科尔索是个天生的骗子,他那些街头的小把戏金斯伯格印象深刻。按照金斯伯格的习惯,他把科尔索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甚至带他去见在乡下的老教授马克·范多伦。在那里金斯伯格当着这位他真正尊敬的学者的面赞美了科尔索的诗。

一晚,在大量饮酒后,科尔索在酒吧外被殴打。他来到了金斯伯格的公寓,金斯伯格本着犹太人的慈母风格,为科尔索包扎了伤口并为他做了一碗鸡汤。但这却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性行为,还没能明白发生了什么,科尔索就发现自己跟金斯伯格睡在了床上。据科尔索说,这是他和金斯伯格唯一的一次上床,但对金斯伯格而言,一次就已经足够了。

科尔索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他清楚其中的秘密,因此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他将情况变得有利于自己,在成功地让金斯伯格为自己的侵略性举动内疚后,他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多次要求金斯伯格通过善意和慷慨的行为来补偿他。那晚的轻率为他们50年的友谊定下了一个基调。在被打后不久,科尔索仍然试图规划自己的人生,他来到了洛杉矶希望能够进入报业。他在《洛杉矶检查报》(Los Angeles Examiner)的讣告部工作,但科尔索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因此他只在加州待了几个月就回到了纽约。

同时,凯鲁亚克决定再次拜访在旧金山的卡萨蒂,卡萨蒂承诺为他在当地的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一开始,凯鲁亚克还计划到墨西哥城拜访博罗斯,但琼的去世使他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无论目的地是哪里,凯鲁亚克都急于离开纽约。琼·哈耶蒂想从他那里获得赡养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甚至以让凯鲁亚克被捕作为要挟。正好凯鲁亚克的母亲对纽约也产生了厌倦,希望能跟她在北卡罗莱那州的女儿住得近一些。因此凯鲁亚克开始干劲十足地收拾行李和准备旅程。

那个秋天,凯鲁亚克开始发明出一个新的语言素描方法。早前,他丹佛的朋友艾德·怀特曾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能像画家在街头作画那样进行语言描述?”这听上去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不管身在何处,凯鲁亚克都开始坚持进行快速段落的描写。每天他都练习写作一两段关于某人或某事的快速段落。他努力将自己的灵感集中于一个精密的段落描写中。然后在第二天,他会再次阅读并确认它是否经得起审阅。凯鲁亚克不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素描,而且把它认为是那个时候比波爵士乐手经常在酒吧里表演的一个变体。他的写作方法类似于短爵士乐的即兴独奏,那是每一个乐队成员在演出时被鼓励表演的一种节目。这个概念有助于凯鲁亚克将一种更自由的散文格式应用在他重新编写的《在路上》中,这一次,它被写在了传统的稿页上而不是先前那个巨大的卷轴上。在磁带录音机的帮助下,凯鲁亚克即兴创作的素描后来被誊在了纸上。他将这种有效的录音机方法介绍给了卡萨蒂,后者正遭遇着他回忆录的写作瓶颈。

在几次进出精神医院后,金斯伯格的朋友卡尔·所罗门被认定没有出现精神混乱,于是他开始在他叔叔的一间出版社工作。卡尔的叔叔A.A. 温经营着Ace Books出版社,他雇佣自己这个极度敏感博学的侄子负责手稿的校订工作。从几个方面来说,这都是所罗门的理想工作,因为他热爱跟书有关的一切。他总是贪婪地阅读着,同时还是一个不错的评论家。对所罗门来说,这个工作的困难在于如何同那些喜怒无常的作家们沟通。

金斯伯格和卢意识到所罗门的新工作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终于,他们认识了出版社里可以推荐出版凯鲁亚克和博罗斯书的人了。金斯伯格甚至想到Ace有一天也可能发表他自己的诗歌。在所罗门的帮助下,凯鲁亚克新的代理商·埃弗里特就《在路上》的出版事宜与Ace达成了协议。Ace同意为这本书支付给凯鲁亚克一千美元的预付金,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但也足够支付凯鲁亚克下一次旅行了。一个月后,在金斯伯格的努力下,所罗门也终于为博罗斯的新书《毒品》(后来被他们改名为《瘾君子》)签订了合同。在那段时间,凯鲁亚克尝试让Ace对卡萨蒂的回忆录《三分之一》(The First Third)感兴趣,但这本书还仅仅只是卡萨蒂的一个构想,这个提议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有了Ace的250美元签约金,1951年10月25日,凯鲁亚克启程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很高兴能离开纽约,并决定向琼·哈耶蒂隐瞒以后的行踪。2周后,在妹妹北卡罗莱那的家里短暂停留后,他再一次敲开了卡萨蒂和卡罗琳在罗素街(Russel)的房子。他们已经为他准备了一间安静的阁楼,远离孩子们的吵闹,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他。在新房间里,他们还为他预备了一台打字机、一个录音机和卡萨蒂专为凯鲁亚克准备的各种毒品。一旦放松满足下来,凯鲁亚克就开始继续写手稿,它们将被收录在《萨克斯医生》(Doctor Sax)、《科迪的幻想》(Visions of Cody)以及新版的《在路上》之中。

对凯鲁亚克来说,住在卡萨蒂阁楼上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状态。按照承诺,卡萨蒂帮助他在南太平洋铁路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他可以在补贴自己的同时,还能寄一些钱给他的母亲。那个冬天,当凯鲁亚克在旧金山游荡时,琼·哈耶蒂生下了一个女儿,她为她取名为珍妮特·米歇尔·凯鲁亚克。她希望凯鲁亚克可以承担自己的赡养费以及孩子的抚养费。凯鲁亚克比以前更加确信并继续声称他不是珍妮特的父亲,即使看上去很像他。短期内,他的生活重心就是躲避哈耶蒂,他精心制订计划以掩盖他的下落。

虽然一直都很羡慕其他的夫妻,但凯鲁亚克从来不对谁承诺永恒。在卡萨蒂和卡罗琳家的寄宿生活让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在卡罗琳不知道的情况下,卡萨蒂继续同其他女人厮混。为了转移对他不忠的注意力,他让卡罗琳和凯鲁亚克相信,如果他们之间产生火花,他也不会嫉妒。在短时间内,这也许是他们三个人最和谐的相处模式。凯鲁亚克在面对女人时一直都很羞怯,而他现在不必去引诱其他人,卡罗琳也不用独自留在家里猜卡萨蒂在做什么了。卡萨蒂不用交代自己的行踪,这让他更容易去追求其他女人。对凯鲁亚克来说,他根本不用做任何承诺,因为卡罗琳并不希望寻找另外一个丈夫。她永远是卡萨蒂的妻子,而凯鲁亚克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婚姻生活所带来的好处。

这种田园般美好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内疚和嫉妒是不可避免的,卡萨蒂和凯鲁亚克幼稚荒唐的行为迟早会陷入三角关系的麻烦之中。在卡萨蒂25岁生日的时候,凯鲁亚克诱劝卡萨蒂在外与两个妓女寻欢作乐了一整夜。早上,当他们正准备将一个女孩偷偷从楼梯送入阁楼时,一场争吵爆发了,他们开始认识到三角的家庭关系必须结束。卡萨蒂开车将凯鲁亚克送到了亚利桑那-墨西哥边境。凯鲁亚克在那里搭乘一辆长途汽车到了墨西哥城,而卡萨蒂又回到了卡罗琳的身边。

在频繁迁徙的日子里,圈子的成员之间仍然互通信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纽约的金斯伯格为中心,他负责收发博罗斯、凯鲁亚克、卡萨蒂、乔治以及其他人的信件,让他们相互之间传阅交流。凯鲁亚克和霍姆斯通常是直接联系,他们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讨论著作及写作技巧上。对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而言,文学理论仅是他们短暂的兴趣,而凯鲁亚克和霍姆斯却是真正地沉迷于此,也正是在那时,凯鲁亚克才开始逐渐重视约翰·克莱隆·霍姆斯的批判性意见。

在一封写给卡尔·所罗门的信中,凯鲁亚克希望能跟卡尔确定《在路上》的出版日期,但他发现Ace对他的这本书有着不同的想法。Ace出版的大都是些低俗小说,卡尔的叔叔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对Ace的读者群来说过于激进和标新立异,因此他决定停止出版,不再继续履行合同。

当Ace取消了凯鲁亚克作品的出版计划后,金斯伯格担心博罗斯的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试探着给所罗门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所罗门对任何批评都极其敏感,对他施加压力往往是适得其反。当时,Ace是唯一一家和金斯伯格存在稳定关系的出版商,而且这还完全依赖于所罗门受雇于该出版社。不幸的是,金斯伯格并不清楚所罗门没有努力推进他朋友们的作品出版的原因,也从关注过所罗门脆弱的精神状态。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一位小团体里的成员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金斯伯格亲自跑遍了纽约所有出版商的办公室,希望能够建立起他们对凯鲁亚克、博罗斯、卡萨蒂和他自己作品的兴趣。他还把手稿展示给了任何可能会跟他以前的英语教授特里林、韦弗和范多伦联系以寻求建议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金斯伯格仍然到新泽西州去拜访了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喜欢金斯伯格的诗,并愿意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一天,威廉姆斯博士建议金斯伯格从他以前的日记中寻找一些能够改写为诗歌的散文,针对这个建议,金斯伯格找了几篇简短的散文,并把它们改写成类似诗歌的格式后寄给了威廉姆斯。威廉姆斯热情地回了信,金斯伯格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讨论下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主动提出为金斯伯格的诗作序,并承诺将作品介绍给他自己的出版商——新方向的詹姆斯·拉夫林。

受到这个好消息的鼓舞,金斯伯格出席了老友卢申·卡尔与纽约时报主编女儿的婚礼。在婚宴上,他和卢申挨着头合唱了一首《婚礼钟声》(Wedding Bells),他发现了歌词里隐藏的一些忧伤的真相。虽然卢申一直是金斯伯格最亲密的朋友,但规律稳定的工作和对家庭的责任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卢申在酒精中越陷越深,这导致了他对家人态度粗暴,也使他在朋友们的文学生活中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博罗斯和凯鲁亚克在纽约,他们当然也会出席卢申的婚礼,但当时他们都在墨西哥城。博罗斯在等待谋杀琼案件的最后审判,并整天为自己可能被判决的长期监禁而提心吊胆,而凯鲁亚克则觉得墨西哥是一个绝佳的隐退之处,这里充满异国情调,生活成本低廉,而且毒品、酒精和女人随处可觅。博罗斯和他的一些朋友就住在附近,因此凯鲁亚克并不孤单,而且在他想要写作时,仍然可以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寻找平静和安宁。甚至,卡萨蒂也能时不时地从加利福尼亚过来拜访他和寻求刺激。

墨西哥城为凯鲁亚克提供了一个惬意的歇脚之处,在他确信自己摆脱那些邪恶的影响之后,他还能够随时回到母亲的住处。被Ace拒绝后,凯鲁亚克也确实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萨克斯医生》的写作中,这是他最具创新和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他素描式的自发性散文写作手法日臻成熟,他相信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写作风格将令他成为比肩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伟大作家。

博罗斯仍在继续着《瘾君子》的续篇,现在写作的这些章节后来以Queer”名单独出版了。除了每天的写作外,他和凯鲁亚克都沉溺在墨西哥城的恶习之中,这很快就让两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久,凯鲁亚克体重减轻、积蓄用光,而且情绪持续低落。为了减轻去年冬天在旧金山所发生的事所带来的良心不安,凯鲁亚克卡萨蒂一家写了一封充满歉意的长信,信中写道:“我并不认为卡萨蒂是一个喜欢妒忌的人,他只是不知道我们想让他做什么,如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一样。对于整件事情,我个人已经非常平静,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你们的感受——你们两个人的感受。”月复一月,凯鲁亚克的担忧成为了博罗斯的负担。为解决这个问题,博罗斯一反常态地借了给凯鲁亚克回到北卡来罗纳的车费,这也充分说明了凯鲁亚克是多么令人厌烦和想家。

对博罗斯来说,刚送走一个麻烦,另一个却又接踵而至,这次麻烦来自威廉·加,为了找到便宜的海洛因,加从纽约来到墨西哥,他决定同博罗斯住在一起。靠着博罗斯的关系,他做起了利润丰厚的毒品生意,作为回报,他为博罗斯解决日常开销,这是广受欢迎的交换,因为博罗斯的钱经常被用来接济那些占便宜的朋友们。加弗甚至能在博罗斯需要时提供贷款,但他总是要求及时偿还和利息。

博罗斯的年轻旅伴李维斯·马克已经数月没有和他联系了,但他这次却回来看望博罗斯,并开始计划他们的第二次南美之旅。当时,博罗斯确信如果他继续待在墨西哥,他的案件并不会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11月底,博罗斯得知他的律师贝纳贝· 胡拉多自己杀了人并且已经逃离了这个国家。正式被称作“邪恶的外国人”后,博罗斯决定仿照胡拉多,还有可能时赶紧出走。他停下手里的工作,花了好几个星期去看望在棕榈滩抚养儿子比利的他的父母。那时他们刚从圣路易斯搬到佛罗里达,但博罗斯不喜欢佛罗里达,但他也并不讨厌。短暂的停留后,1953年的1月,他再次前往巴拿马,打算接受南美丛林训练。他希望马克会在那里等他,并和他结伴而行继续寻找那种叫做雅格的难以获得的迷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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