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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 / P.D.詹姆斯 更新时间:2011-12-11 15:45:37
 
把发现尸体的经过记录下来是马丁牧师的主意。
我问:“您的意思是,就像给朋友写信那样?”
马丁牧师说:“就像写小说那样写下来,作为看到这件事发生的旁观者,记下你做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就像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从何写起,便说:“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吗,牧师?还是只是关于在海边发现罗纳德的尸体的事?”
“一切已经发生的和所有你想说的。如果你愿意,还有关于这所学院和你在这里的生活。我想这些可能有帮助。”
“您觉得这样对您有帮助吗,牧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忽然想到就说了出来。这很傻,很莽撞,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这些对我没有帮助,况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想对你来说可能不一样。”
我想他指的是那场战争、被日本人监禁,以及在战俘营发生的可怕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起过那场战争,对其他教士也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建议我写下来呢?
这场谈话发生在两天以前,当时晚祷刚结束,我们走在学院的回廊里。自从查理死后,我就不再做弥撒了,但是参加晚祷。这实际上是一种礼貌。在这所学院里工作,拿他们的薪水,享受他们的善意而不参加这里教堂的礼拜似乎是不对的。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格列高利先生和我一样住在这里的一幢房子里,兼职教授希腊语,但是他从来不参加教堂的礼拜,除非那里有他喜欢的音乐。没人逼我去教堂,也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再做弥撒了。但他们显然知道这事。他们什么都会注意到。
往木屋走的时候,我思索着马丁牧师说的话,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困难,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写作文,教英文的艾莉森小姐说她觉得我在写作方面有天分。但是我知道,她说得不对。我没有作为小说家所具备的那种想象力,我不会编故事,我只能写我看到的、做过的和知道的事情——有时也写我的感受,但这并不容易。其实我一直想做一名护士,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想了。我现在六十四岁了,已经退休,不过仍然在圣安塞尔斯帮忙。我算半个护士,负责处理一些小疾病,还负责洗熨床单被罩。这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的心脏很脆弱,所幸还可以胜任。这所学院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甚至提供了很轻的推车,这样我就不必费力去抱那一捆捆很重的床单被罩。我之前应该写过这些了,只是还没写出过我的名字,我叫门罗,玛格丽特·门罗。
我想,我知道马丁牧师为什么认为现在开始将一些事写下来对我有好处了。过去我每个星期都给查理写一封长信,我想除了鲁比·皮尔比姆,他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每个星期我都会坐下来想一想自从上封信之后发生了什么,即便只是写点小事,对查理来说未必不重要:我吃的每餐饭、听到的笑话、学生们的故事,还有天气。你想象不到在这样一个悬崖边上、与世隔绝的安静所在能找到那么多可以和他分享的东西,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我真的找到了。我知道查理喜欢这些信,“继续写吧,妈妈。”他回家休假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我也是这样做的。
他死了以后,军队把他的遗物送回来,里面有一大捆信。虽然不是全部——他不可能保留那么多——但他保存了其中写得最长的那些。我把它们放在岬角上,然后付之一炬。那是一个有风的日子,就像东海岸常有的那种天气,火苗跳蹿着,噼啪作响,随风摇摆。烧黑了的纸片在我面前盘旋飞舞,就像黑色的蛾群,烟雾灼痛了我的鼻子。其实,那只是很小的火焰。我想说的是我知道马丁牧师为什么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写下来。他想让我写一些事——任何事——这样也许能帮助我回到现实。他是个好人,也许是个圣人,但是还有太多的事,他并不理解。
写了,却不知道是否有人看,是件很奇怪的事。我不确定我是在为自己写还是为一些想象出来的读者而写,对他们来说,圣安塞尔斯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我也许应该先写一些关于这所学院的事情,介绍故事发生的场景。这所学院一八六一年由一位虔诚的女士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小姐创建,她希望确保一直有“虔诚而博学的年轻人在英格兰的教堂里被任命为天主教教士”。我用了引号是因为这话出自她本人之口。我是从教堂里介绍她的小册子中看到这句话的。她捐赠了这些建筑、这块地、几乎所有的家具,以及足够的钱——她想让这所学院永远存在下去。但钱是永远不够的,现在圣安塞尔斯基本上是靠教堂资助维持。我知道马丁牧师和塞巴斯蒂安牧师都很担心教堂会将学院关闭。但这个担心从来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更没有跟职员讨论过,不过我们都知道。在圣安塞尔斯这样小小的与世隔绝的社区,消息和流言自会在风中传播。
除了捐赠这幢房屋,阿巴斯诺特小姐还在后面建造了北侧和南侧的回廊作为学生的住所,还有一套客房通过南侧的回廊与教堂相连。她还建造了四幢木屋作为员工住所,在离学院一百码的海岬上排成半圆形。她用四大福音书作者的名字来命名它们。我住的这幢名为圣马太,是最南边的一幢;负责厨房的管家鲁比·皮尔比姆和她做杂务总管的丈夫住的那幢名为圣马可;格列高利先生住在圣路加;帮皮尔比姆先生做事的埃里克住在圣约翰。埃里克养猪,但这基本上是个嗜好而不是为了给学院提供猪肉。这里的工作人员除了我们四个之外,只有从雷顿和洛斯托夫特来兼职的清扫女工。虽然这里需要照顾的学生一直不超过二十个,全职的教士也不过四个,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这样一处暴露在风中的孤寂的陆岬海角,没有城镇、酒吧和商店,实在太偏远了。尽管我喜欢这里,但也会觉得害怕,隐隐有些不祥的感觉。海水在年复一年地蚕食着沙质的峭壁,有时候我站在悬崖边想象潮汐掀起白色闪亮的巨浪冲向岸边,摧毁角楼、钟楼、教堂和我们的木屋,将我们全部席卷而去。古老的小镇巴拉德斯梅尔已在数个世纪前被大海埋藏于地下,有人说,在起风的晚上仍可依稀听到埋藏在地下的教堂钟楼里发出微弱的钟声。大海没有冲走的一切也在一六九五年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旧城里唯一留下的就是这所坐落在主楼前面、由阿巴斯诺特小姐重新修缮过的、现已成为校园的一部分的中世纪教堂。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别墅只剩下两根破碎的红砖柱子立在房前。
我想我该开始谈一谈死去的男孩罗纳德·特里夫斯了,毕竟,写下这些都是源自他的死。在正式询问前,警察问我是否很了解他。我想我比这里的大部分员工都了解他,但是我没有说更多,我说不出来。我觉得不该传学生的闲话。我知道他不太受欢迎,但是我没有告诉警察。其实问题在于他不是很适合这里,我想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原因之一是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特里夫斯爵士经营着一家大的军火公司,而罗纳德希望我们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拥有的东西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有一辆保时捷,而其他学生即便有车,也都便宜得多。他还会谈起去那些花费昂贵的、遥远的地方度假,那都是别的学生不可能去的地方,至少不会是去度假。
这些也许可以让他在某些学校里受欢迎,可在这里不行。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有高人一等的地方,这里的人也不例外,只是这里看重的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家庭出身,一个助理牧师的儿子会比一个明星的儿子在这里更受欢迎。我想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否聪明——不仅聪明,还要仪表堂堂、有幽默感。他们喜欢能够让他们大笑的人。罗纳德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也不懂得怎样让别人笑。他们认为他很笨,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显得更笨了。我没有跟警察提起这些,说这些有什么用,他已经死了。哦,我想他还有些爱管闲事,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爱打听。他没从我这里打听到过什么,但是他常在晚上出现在我的住处,在我打毛衣的时候坐下聊天。除非受到邀请,否则学校其实不鼓励学生们来职员们的住处,塞巴斯蒂安牧师喜欢我们有私人空间。但我并不太介意他来。回想起来他的确很孤独,否则也不会来打扰我。他让我想起我的查理,查理不笨、不蠢也不乏味,但我会设想在他感到孤独的时候,一定希望能坐下来安静地聊天,那时候最好能有个人像我一样欢迎他。
警察来的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会去沙滩上找他。当然,我没有那样做。每周有两天,午饭后我会独自出去走走,出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罗纳德已经失踪。我并没有在海滩上寻找。实在难以想象,在那么荒芜的海滩上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那里,你不能爬过堤坝也不能离悬崖太近,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这两处都有明显的警示牌。所有学生在入学的时候都被警告独自游泳或者太靠近不稳固的峭壁很危险。
在阿巴斯诺特小姐的时代,还可以从教堂下去走到海滩上,但由于海水的不断侵蚀,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学校向南走半英里才能到达一段相对稳固的峭壁,可以支撑几级带栏杆的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过了峭壁就是黑压压的巴拉德斯梅尔废墟了,它被大树包围着,和海之间仅隔着一段很窄的沙堤。有时候我走到水塘边,然后再往回走,但那天我走下台阶到了海滩上,然后开始向北走。
下了一夜的雨,空气清新。天很蓝,有白云掠过,潮水涨得很高。我绕过一个海角,看到荒凉的海滩在我面前伸展,路脊上铺着圆石,长满杂草的防波堤一直延伸到海里。我看到前方约三十码的地方,有一捆黑色的东西待在峭壁底下。我赶紧走上去,发现那是一件折叠整齐的黑色法衣,旁边是一件棕色斗篷,同样也整齐地叠着。离此几步路远的峭壁曾经坍塌过,一簇簇草和石头散落在坚硬的沙子上。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有点想哭,然后我就开始挖开沙子,我知道一定有人被埋在下面,只是不知道究竟在哪儿。我还记得沙砾在我手指甲下面的感觉,挖掘进展很慢,我发怒似的将沙子扬得很高,它们刺痛了我的脸和眼睛。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约三十码长、顶端锋利的木棍,我把它拿过来用它继续往深处探。几分钟后,它触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跪下来,又开始用手挖。然后我看到了刚才木棍碰到的东西,那是被沙子包裹的、盖着淡褐色灯芯绒的臀部。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的心在狂跳,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并且有一种侮辱了这个躺在这里的人的感觉。这两个暴露的小土丘上一定发生过什么非常荒谬和粗鲁的事情。他一定已经死了,我的激动和慌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能救他。现在,即使我有力气,也无法一个人继续一点一点地把他挖出来。我必须找人帮忙,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忽然想到其实可以知道这是谁的尸体,所有神学院学生的黑色斗篷上都有姓名标签。我把长袍的领子翻过来查看那个名字。
我记得我跌跌撞撞地沿着沙滩、踩着小圆石路中间的坚硬沙子往回走,不知怎么拖着自己从台阶爬到了悬崖上。我开始沿着悬崖边的路往学校跑。半英里的路好像长得没有尽头,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很痛苦,远处的教堂似乎都在向后退。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全身像散了一样。这时,我听到汽车的声音,回过头看到一辆车在入口处掉头沿着悬崖边的土路向我这边开过来。我站在路的中间挥动手臂,车慢慢停下,是格列高利先生。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我只记得自己呆呆地站在那里,全身都是又硬又冷的沙粒,头发在风中飘动着,双手比画着海的方向。他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把车门打开让我上去。我以为我们应该开车去学院,但他掉转车头,一直开到通往沙滩的台阶前。我想他也许是不相信我,要亲自去看一看再找人来帮忙。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回那里的,最后一个清楚的画面是我们一起站在罗纳德的尸体旁边。格列高利先生还是没有说话,跪在沙子上开始用手挖。他那天戴了一双皮手套,这让他挖起来比较容易。我们都默不作声地挖着,发狂一样地掀动着沙子,直到看见尸体的上半身。
在灯芯绒裤子的上面,罗纳德只穿了一件灰色衬衫。我们把他头的后部挖出来,就像挖出一只动物——一只死了的狗或猫。埋得比较深的沙子很潮湿,他稻草色的头发和沙子黏在一起。我试图把那些沙子拂掉,但手掌感觉又冷又不舒服。
格列高利先生厉声说道:“不要动他!”我迅速地把手缩回来,好像被烫着了一样。然后他很平静地说:“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动他,让他保持我们发现时的原样。他是谁已经很清楚了。”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把他翻过来。我甚至荒唐地想,也许我们可以给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我知道这很不理智,但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格列高利摘下左手上的手套,把两个手指放在罗纳德的脖子上,然后说:“他已经死了,显然是死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分别跪在他身体的两侧,看起来是在为他祈祷。我想为他念祷词,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太阳出来了,让眼前的景象忽然变得有些不真实,就像我们两个在强烈的光线下被拍照一样。一切都明亮起来。罗纳德头发上的沙粒变成一点点闪烁的光斑。
格列高利先生说:“我们必须寻求帮助,给警察打电话。你是否介意留在这里?我很快回来。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一起走,但我觉得留下一个人会比较好。
我说:“你去吧。你开车会快一点。我不介意在这里等。”
我看着他沿着沙滩快速向水塘方向走去,走过海角,最后消失在视线里。一分钟后,我听到他的车朝学校开去的声音。我顺着沙子滑到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坐在小圆石上,不断移动着身体想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同时用脚后跟在沙子上蹭着。因为昨晚的雨,表层下面的圆石还没有干,又冷又湿,渗透了我的棉质长裤。我双手抱膝坐在那里,望着海的方向。
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迈克,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想起他。他骑摩托车时滑出路面,撞在树上摔死了。那时候我们度完蜜月还不到两个星期,我们相识还不到一年。对他的死,我的感觉是震惊、难以置信,而不是悲伤。我那时候以为自己很悲伤,可现在我才更了解什么是悲伤。我和迈克在一起,但我并不爱他。爱的感觉来自两个人共同生活、相互关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时间那样做。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我是玛格丽特·门罗,一个寡妇,但我觉得我仍然是玛格丽特·帕克,一个未婚的二十一岁女子,一名称职的护士。发现自己怀孕的感觉太不真实了。这个孩子的到来好像与迈克以及我们在一起的那段很短的日子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那种相连的感觉是后来才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那感觉才特别强烈。查理死的时候我为他们两个感到悲伤,但我还是不太记得迈克的脸。
我知道罗纳德的尸体就在我的身后,但不坐在他这一侧我会舒服一些。有人觉得在死者身边看着他们是一种陪伴,可我不这样想。至少在罗纳德身边,我不这样觉得。我就是感觉非常伤心,并不只因为这个可怜的男孩,甚至是为了迈克、查理,还有我自己。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深深的悲哀,渗透在吹拂着我面颊的清新的海风中,在天空中缓缓滑过的白云里,还有这大海的深处。我想起了在这片海滩上生活和死去的人,还有那些被海啸埋在一英里外教堂墓地下面的尸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自己和关爱他们的人是有意义的。现在他们死了,一切看起来就像他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一百年后没有人会记得迈克、查理,还有我,我们的存在就像一粒沙子那样微不足道。我感觉很空虚,甚至连悲哀也没了。凝望大海,我觉得其实什么都不重要,我们拥有的就是当下的时光,去忍耐它或是去享受它。我感觉到了平和与宁静。
我坐在那里进入了某种恍惚的状态,没意识到有三个人走了过来。听到圆石嘎吱作响时,他们差不多已经到我面前。塞巴斯蒂安牧师和格列高利先生肩并肩地跋涉过来。塞巴斯蒂安牧师在风中把他的黑色长袍紧紧地裹着。他们都低着头,坚定地向前走着,就像在游行一样。马丁牧师稍稍落在后面,艰难地在圆石上走着。我记得我那时在想,那两个人走在前面不等他一下实在是在很不应该。
我意识到自己还坐着,觉得很尴尬,赶忙站起来。塞巴斯蒂安牧师说:“你还好吗,玛格丽特?”
我说:“是的,牧师。”他们三个人走向尸体的时候我站在一边。
塞巴斯蒂安牧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说:“这是一场灾难。”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知道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仅是罗纳德·特里夫斯,而是整个学院。
他弯下腰把手放在罗纳德的脖子后面,格列高利非常坚决地说:“他确实死了,不要再打扰他了。”
马丁牧师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我看到他在喃喃自语,我想是在祈祷。
塞巴斯蒂安牧师说:“格列高利,你可不可以回到学校去看看警察来了没有,我和马丁牧师在这里等。玛格丽特最好和你一道回去。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打击了。把她带到皮尔比姆夫人那里去,解释一下发生了的事,皮尔比姆夫人会给她准备些热茶,照顾她休息。让他们什么都不要说,等我回学校再宣布这件事。如果警察想和玛格丽特谈话的话,让他们等一会儿。”
真是很滑稽,我记得当时有点愤怒,他跟格列高利先生说话时,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况且,我并不想去鲁比·皮尔比姆那里。我其实挺喜欢鲁比,她总是设法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表示出善意。可是现在我只想回家。
塞巴斯蒂安牧师走上来把手放在我肩上。他说:“你很勇敢,玛格丽特,谢谢你。现在跟格列高利先生回去,我一会儿去看你。我和马丁牧师在这里守着罗纳德。”
这是他第一次提起这个男孩的名字。
上了车,格列高利先生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他死得很奇怪。我想知道法医或者警察会怎么解释。”
我说:“可以肯定这是个意外。”
“非常奇怪的事故,你不这样想吗?”我没有回答。他说:“这不是你第一次见到死去的人,当然,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
“我是一名护士,格列高利先生。”
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尸体的情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名实习护士,第一次要把尸体推出去。那时候做护士跟现在有很大不同。我们悄悄地把死人推出去,轻手轻脚,满怀敬意。我的第一个护士长常常在我们行动之前祈祷。她说这是我们能够为患者做的最后一件事。但是我不想跟格列高利先生说这些。
他说:“每看到一具尸体,任何尸体,都能让我感到一种安慰——此刻我们活着,但我们终会像其他动物一样死去。死去是一种解脱。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比永生更可怕了。”
我还是没有回答,并不是我不喜欢他,我们少有接触。鲁比·皮尔比姆每周帮他打扫一次房间,洗衣服。这是他们私下约定的。但我和他从没有闲聊过,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情。
车向西开,穿过双塔来到院子里。他松开自己的安全带,又帮我解开我的。他说:“我陪你去皮尔比姆的住处,也许她不在。如果不在的话你就到我的住处去,我想我们都需要喝点东西。”
她在家,我很高兴。格列高利先生简单地跟她说明情况,然后说:“塞巴斯蒂安牧师和马丁牧师在现场,警察马上就会来。在塞巴斯蒂安牧师回来前,请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他会向全校宣布这件事。”
他走了以后,鲁比泡了茶,又热又浓,很舒服。她和我说了很多话,但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比画了什么。我没有说什么,她也没希望我说更多。她就像在照顾一个病人,让我坐在壁炉前一个很舒服的椅子上。担心我受惊后会觉得冷。她把两个电暖器都打开,然后又拉好了窗帘,为了让我像她说的那样“好好地休息一下”。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警察来了。他是一位年轻的、说话带苏格兰口音的警员,很和善、很耐心。我平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他问我是否很了解罗纳德、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还有他最近是否情绪低落。我说我昨天晚上碰到过他,当时他正在往格列高利先生的木屋走,我想他是去请教希腊文。学期才刚刚开始,我只见过他这一次。我感觉这位警员——我想他的名字是琼斯或者埃文斯——反正是一个威尔士名字,他好像觉得不应该问我罗纳德最近是否表现得情绪低落。总之,他说一切都很清楚明确了,然后又问了鲁比同样的问题,接着就走了。
五点钟晚祷集合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牧师向全校宣布了罗纳德的死讯。大部分学生都已经猜到可能发生了悲剧。警车和运送尸体的车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去图书馆,所以没有听到塞巴斯蒂安牧师说了些什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晚上,高年级的学生拉斐尔·阿巴斯诺特带给我一小罐非洲紫罗兰,表达所有学生对我的问候。肯定是他们中的谁开车去帕克菲尔德或者洛斯托夫特买来的。拉斐尔送来的时候弯下腰亲吻了我的面颊。他说:“我很难过,玛格丽特。”人们在这种时候是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他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寻常,他像是在道歉。
两天后我开始做噩梦。我以前从不做噩梦,甚至在我做实习护士第一次碰到死亡的时候也没有过。那些梦太可怕了。现在我害怕入睡,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到深夜,直到疲劳得不得不上床去。而且梦总是相同的——罗纳德·特里夫斯站在床前,他没有穿衣服,全身沾满了沙子,头发上、脸上也都是,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责备地盯着我,好像是在问我为什么没有能够救他。我知道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我发现他之前他已经死了很久。但他还是夜复一夜地出现,充满控诉和指责地盯着我,潮湿的沙子一片片从他苍白、胖墩墩的脸上落下。
也许现在我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他便可以让我得到永远的安宁了。我想我不是一个喜欢随意想象的女人,但关于他的死,的确有些奇怪的地方,有些我应该记得的、但却记不起来。它们告诉我罗纳德·特里夫斯的死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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