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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林氏王国 文 / 何南 更新时间:2011-12-8 10:01:00
 
机会喜欢敲什么人的门

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事业基地仅仅在面积并不大的古突士镇。他是一只雄鹰,心里有更广阔的天空需要征服;他在商业的高山面前,是一个不盯着自己脚印的登山运动员,他眼里有更高的山峰在呼唤着他的到来。
1952年,林绍良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又一次使他缩短了成为商业巨擘的距离。
这个决定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他的商贸总部必须从“弹丸之地”古突士镇迁移到首都雅加达去;二是不能仅仅盯着现有的经营方向,而要把眼光盯向更广阔的经营领域。
说干就干,他将在中爪哇古突士镇的生意全部交给了长兄林绍喜打理,自己到雅加达开拓更大的商业天地。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港。多数居民为爪哇人,少数为华人、华侨、荷兰人,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
雅加达历史悠久,早在14世纪就已成为初具规模的港口城市,当时叫巽他加拉巴雅加达市政府,意思是“椰子”,华侨称其为“椰城”。约在16世纪改名为雅加达,意思是“胜利和光荣之堡”。该港埠于14世纪归属巴查查拉王朝。1522年,万丹王国征服该地并建城。1527年6月22日,改名为查雅加尔达,意为“凯旋城”,简称为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无疑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富有与贫穷对比强烈的城市。
一眼看去,它犹如一个由钢筋水泥组成的杂乱丛林。从城区高处俯望下来,随处可见低矮的瓦屋掺杂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柏油大道与青石小巷交叉纵横,而金碧堂皇的高级酒店与高科技中心就坐落在嘈杂拥挤的村庄不远处。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雅加达在致力发展其经济时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城市远景规划。
雅加达是印尼三大旅游城市之一,市内绿树成荫,街道两旁遍植常绿树种,世界著名的波格尔植物园及茶园坐落在此,还有独立广场公园、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安佐尔梦幻公园、千岛群岛、中央博物馆、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等名胜古迹。科塔是17世纪荷兰古城镇八达维亚的中心,其四周是由鹅卵石铺成的塔门法塔西拉广场。从科塔这座精致古老的荷兰建筑往北走,就会来到古老的帆船码头,在这里会令人回忆起当年世界各国各种帆船群聚的时代。
在经营方向方面,林绍良也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商业智商,他决心在其他经济领域拓展大显身手。

这时的印尼,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举,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美好的家园?这个问题摆在所有印尼人的面前。解决好最基本的问题,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是重建美好家园的前提和保障。据此,林绍良很快便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最基本的行业入手,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先做好与人们的吃喝拉撒有关的生意,然后再扩而大之,进军其他领域。
林绍良把自己事业的经营方向由原来的贩卖向工业加工转变。从1954年起,在雅加达,林绍良先后办起了纺织厂、肥皂厂、铁钉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这些工厂都和当时印尼民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纺织厂解决了人们的穿衣戴帽问题,肥皂厂解决了人们的卫生问题,铁钉厂盯住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住房重建问题,轮胎厂和自行车配件厂则关注的是人们的交通问题。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解了印尼政府重建国家的燃眉之急,还吸引了大量为生计而奔走呼号的人们的就业问题。每天,这些工厂机器隆隆,工人们在争分夺秒地生产着,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国家的建设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工厂的大门一派繁忙景象:进进出出的是或者拉原材料进厂或者拉成品出厂的卡车。
这些工厂为林绍良带来了大笔的利润。
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林绍良逐渐把下一步的目标定在了进出口贸易上。
对林绍良来说,做这样的调整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工厂的规模在扩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增加,而国内的需求是一定数量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这就要求经营者把思路发散起来,把生产的商品销到更大范围的市场去。同时,由于产品数量的增加,工厂规模的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对原材料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拓宽国外的原材料市场。
林绍良首先与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了贸易关系,接着把这种贸易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与新加坡建立贸易关系相对简单。早在几年前,林绍良就从新加坡运送过军火和军需物品,还取道新加坡运送过丁香。可以说,林绍良与新加坡方面的贸易并不陌生,只是这种贸易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非公开的而已。至于与香港建立贸易关系,林绍良意识到,只要香港方面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合作的可能,有合作的可能就存在着利润空间。他凭借着自己良好的信誉和执着的精神,很快便打通了与香港方面贸易的渠道。国外市场的拓展,不仅拓宽了他名下的工厂产品的销售途径,还让这些产品卖出了一个更好的价钱。
当很多同行羡慕林绍良大赚特赚的时候,林绍良又在考虑着其他的事情。
林绍良看到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小规模的买进卖出还是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都离不开金融界的支持。然而,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是为了赢利,都是靠抽取差价才得以生存的。如果经营者需要获得银行提供的资金的话,都需要付出相应的酬金给银行。这些酬金高低不等,且管理并不规范,有些急等资金汇入的经营项目就会不得已受到银行的盘剥,从而造成一些项目未曾上马先已经大大增加了成本,为以后的经营埋下了祸根。如果不想受到银行的盘剥,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己的银行。
但是,要开办自己的银行,又谈何容易!
除了需要国家支持以外,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开办银行者,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基础。
获得国家支持若是对其他商人来说无疑于上青山,但对林绍良来说并不难。
不论是从他与此时的总统苏加诺的私交上还是出于他对印尼独立战争的杰出贡献上,林绍良要想获得政府的批准并非难事。主要的恰恰是启动资金的问题。
但如果真的想把事业做大,开办自己的银行这个问题是一座山,绕避不过的高山。
林绍良渐渐下定了决心。
林绍良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于1957年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董事长。很快,林绍良在泗水、三宝垄、棉兰、巨港、万隆等地设立了十四家分行和支行,逐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业务网络,从此,林绍良的所有生意便不再仰其他银行的鼻息。
陈弼臣,祖籍中国广东省潮阳县,1910年出生于泰国春武里府。小时候,他曾在原籍的中学读书,1927年返回泰国,初时靠打工糊口。上世纪30年代中期,陈弼臣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开设了五金木业行,赚取第一桶金之后,陈弼臣又创办了“亚洲贸易公司”等企业。1944年,他联合中泰商贾,集资20万美元,在泰国曼谷的叨察旺路开设了“盘谷银行”。由于他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盘谷银行的经营业务迅速发展,几乎掌握着全泰国的经济命脉。1984年,盘谷银行的总资产高达83亿美元,在泰国境内设有260家分行,营业额占泰国金融市场总额的30%以上;在世界各地总共设有15个分支机构。同时还拥有140家保险和船务公司。1983年6月,美国《金融》月刊将陈弼臣创办的盘谷银行列入全世界最大的12家银行之中。
陈弼臣的私人资产估计在10亿美元以上,美国《时代》周刊1982年3月号称,陈弼臣是“泰国的头号大亨”是“泰国的最大家庭企业王国的北极星”。陈弼臣深受泰国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爱戴,国王和政府曾多次颁赐他各种勋章。他曾担任泰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席、泰国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资助林绍良开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原因不仅是同是华人的“血脉之亲”,更是盘谷银行向外扩张的结果。
先有了政府做后盾,接着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林文镜等人联合创办了华仁谊集团,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达30多家,包括银行、地产、面粉、纺织、钢铁、水泥、贸易服务、航空运输等行业。
林文镜,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的溪头村,是林绍良的老乡。福建融侨集团的缔造者,也是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
1936年,年仅七岁的林文镜随母亲离开家乡,到印尼跟随父亲做生意。十七岁那年,父亲去世,林文镜不仅承担起养家的重担,还从跑单帮开始闯入商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林文镜先后开办了20多家企业。后来,他与父亲的一位朋友——林绍良合作,成立了著名的林氏财团,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和水泥厂,拥有自己的矿山和船队,成为名震南洋的一代巨商。
到了这时候,林氏集团—一个兼有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庞大的商业帝国已初具规模。




“面粉大王”
1968年,林绍良迎来了他商业帝国筑建史上的又一个高速发
展期。
该年3月,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成为印尼第二任总统。
面粉是印尼人的主要食品之一,销量庞大,市场前景广阔,其中蕴含的利润自不待言。林绍良抓住这一极好的机遇,于1969年,与林文镜及印尼人苏维加莫诺、依布拉欣等四人合股,创办了波戈沙里面粉厂(一说是波戈沙里公司),地址设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专门从事面粉的加工及销售。当林绍良成立波戈沙里有限公司时,公司的创业资本仅有1亿盾,资金短缺,等米下锅。这时候,苏哈托又向林绍良伸出了援助之手——印尼国家银行向林绍良及其伙伴贷款28亿盾!不仅如此,苏哈托总统还亲自主持了这家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的落成典礼。波戈沙里公司的股权分布是:林绍良家族占67.6%,林文镜家族占24.4%,苏维加莫诺占4%,依布拉欣占4%。林绍良是当仁不让的公司董事长,主持着波戈沙里的全面工作,把握着波戈沙里公司的
走向。
其实,印尼政府批准经营面粉的公司有两个,以使之形成竞争:林绍良任董事长的波戈沙里公司和新加坡面粉大王郑仓满的百龄有限公司。其他公司如果在印尼加工及销售面粉,就是非法的。
后来,百龄公司的专利权被政府收回,林绍良的波戈沙里公司独行印尼天下,独霸印尼面粉行业。
波戈沙里公司占地面积很大,并且紧靠港口,空气清新,交通便利,原材料和成品的进出都非常方便。时至今日,波戈沙里公司已然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公司有自建的码头,吞吐量可观。小麦可以从进入港口的船舶上直接输送到工厂的材料库,而后再分输到各加工程序链上,快捷方便,令人咋舌。并且,波戈沙里在面粉加工方面已经完全打破了旧有的手工模式,从麦子的碾磨到面粉成品的包装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波戈沙里公司自备了多艘远洋轮船,吨级达到了10万余吨,不仅出口大批高质量的面粉,连加工面粉之后的边角余料——麦麸,也能够载运出口,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龙似的生产与销售系统,无缝隙的接合,大大提高了生产与销售效率,真正实现了扩大利润空间的目的。
可以说,波戈沙里公司堪称印尼乃至世界上同类行业中设备最优良的现代化工业设施。
波戈沙里公司随后又在泗水、棉兰、孟加锡等地设立了分厂,每个分厂都自建有码头,可供运货的船只自由进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波戈沙里码头”。
波戈沙里公司规模的庞大,设备的完善,在亚洲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听到波戈沙里响亮名头的人或者亲自考察过波戈沙里公司生产和销售情景的人还以为,这根本不是一家私营的企业,私营企业如何会有这样完善的生产和销售链条,如何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如何会有如此广阔的前景呢?他们认为,这只能是一家国营企业,因为只有“国”字头的企业才有如此雄劲的实力。
自从波戈沙里公司成立之后,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印度尼西亚全国民众食品所需的面粉,近90%都出自波戈沙里公司。由于该公司信誉好,生产的面粉质量优良,价格公道,供应充足,还无意间改变了不少人的饮食习惯。吃大米的人越来越少,喜面食的人却逐渐增加。
波戈沙里,以其强大的形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
相应地,在“丁香大王”的头衔上,林绍良又增加了一个响亮的头衔—“面粉大王”。这是名至实归的。

1967年1月1日,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尼政府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积极引进外资;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金发展本国经济,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苏哈托总统执政后,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印尼政府不断修订《投资法》,使各个领域的投资正规化。
1969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修改后投资法令,本着对外国资金国内外华人有益、对国家建设有利的宗旨,从经营年限、投资形式、投资限额、土地所有权等方面进行了放宽。并且政府对投资方进行优惠和鼓励,为他们创造全新的投资环境。
新法令在前,新机遇在握,商业嗅觉极其敏锐的林绍良怎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充分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稳固关系,全力构建自己的事业大厦。





“水泥大王”
在印尼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林氏大部分投资,无论是衣食住行,都是紧跟及配合印尼国民经济计划,如面粉厂、纺织厂的投资,均是在这个宗旨下出现,而进军水泥业,也是如此。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印尼政府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新的兴国政策的出台,外资、合资企业大量涌现,这必将给印尼国内已然冷落多年的建筑业带来蓬勃复苏。
林绍良已经以超凡的商业嗅觉预知到了这一点儿。
无疑,林绍良的眼光是令人钦佩的。水泥,是现代建筑物的主要材料之一。随着印尼工商业的发展,人们逐渐向城市集中,这样,为了节约土地,立体利用空间,以高层钢筋水泥为主的公寓式建筑便顺势而生。
印尼的火山脉遍布各地,水泥所需的基本原料如石灰石、黏土、矽砂、石膏石、铁渣等,随处可见,用之不竭。其主要产地,爪哇与西努沙登加拉占65%,苏门答腊约占25%,其余1%。分布于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伊里安等地。印尼能源充足,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水泥业的发展。
印尼水泥厂,已有一部分改用天然气作能源,不但可节省石油的消耗量,同时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成本,前景一片灿烂。
1973年,印尼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大量建设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作为建筑业主要材料的水泥供应,却相当紧张,于是林绍良做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建水泥厂!
于是,就在当年,狄斯丁水泥厂横空出世!
这是林绍良投资1亿美元巨款,以最快的速度建造而成的。该厂占地面积约60公顷,足可容纳多个生产单位。矿产面积也达到600多公顷。其第一座100公顷石灰石矿已开采完毕;第二座300公顷,蕴藏量据勘测可达两亿吨,足供采用100年之久。
这座水泥厂是林氏企业集团中规模最大的机构之一。初期共建有四座炉:
第一座炉建于1973年,开炉于1975年。第二座炉建于1975年,1976年8月投入使用。第三座炉建于1977年,1979年1月,正式生产运营。第四座建成之后,以出产白水泥为主,从而使印尼白水泥的需求依赖进口一跃成为白水泥的出口国。
随着印尼水泥厂规模的扩大,逐渐成为水泥行业的龙头企业,水泥砖、瓦、杆、管等一系列水泥制品相应地发展起来,为印尼的建筑业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对印尼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狄斯丁水泥厂在第五、第六座炉建成投产之后,继续其扩建工程,1980年以后,该厂续建了第七、第八两座新炉,1985年落成开工,年产量再提升至一千万公吨。
于是,狄斯丁水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泥厂,也是世界最大的白水泥厂。
狄斯丁水泥厂的建成投产,大大满足了国内建筑业的需要。虽然与锦石山水泥厂和芝槟榔水泥厂相比,建成时间稍晚,但其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实在让其他水泥厂望尘莫及。
随着印尼国内建筑业的兴起,对水泥的需求是也越来越大,林绍良顺应时势。又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
1985年,接办了国营马都拉水泥厂,耗资860万美元。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华人与政府合作营运模式。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既能使华人与土著的利益更融洽地契合,又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1986年,林绍良投资完成了海底输送管道,将马都拉岛屿及爪哇岛泗水连接起来,以满足马都拉水泥厂输送产品的需要。该工程耗资4200万美元。
林绍良团队生产的水泥品牌—“三轮牌”已经成为印尼最受人瞩目的水泥品牌。质量过得硬,令人信任,因而,销路极广。
从1973年到1986年,13年,短短的13年时间,在整个宇宙中仅仅是弹指一挥间的一个节点,但对于林绍良,对于印尼的水泥生产行业而言,却是无比重要的13年。13年之后,林绍良的头上又多了一顶桂冠—“水泥大王”!

“钢铁大王”
印尼的钢铁行业一直比较落后,这引起了林绍良的投资兴趣,于是他开始涉足印尼的冷轧钢业。
一个国家要复兴,不但需要好的政策,还需要具体可感的物资。除了水泥外,印尼国家的建设当然也需要大量的钢板。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尼加快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对钢材的需求量更是呈几何级的增加。但国内生产的钢板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巨大需要,就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境地。
怎么办?进口。
由于铁矿尚未大量开采,所有钢铁产品,大部分由日本供应。过去,国内废铁,几乎亦皆卖给日本。因此,有人说,印尼的钢铁市场全是日本的天下。每年,印尼仅仅从日本一个小国家就要进口 7亿美元的薄钢板。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量的金钱流入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
于是,印尼政府做出一个决定—在国营的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
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
一是节约大量外汇,避免金钱无限度地落入别人手里;
二是乘机发展印尼的民族钢铁工业;
三是以此为契机,增加印尼从上到下人们的建设信心。
其实印尼国内有着非常好的开设钢铁厂的条件。
印尼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锡、煤、铁、金、银等。
印尼原为东南亚最大的石油产地,华人对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的油矿,曾有一段艰苦经营的悠久历史,后来华人油矿被搞垮,亚细亚、美孚及荷印三大石油公司取而代之。
印尼的锡矿仅次于马来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其中60%出自邦加,几乎全为华人开采。然而,自荷印政府设立采矿公司后,所有华人的矿场均被收购。印尼独立后,政府把锡的开采权收归国营。
印尼的煤矿蕴藏量也非常丰富,中央亚细亚银行集团也拥有庞大煤油,与外资合作,于1983年6月开始生产,年产量达30万吨,主要市场为台湾、韩国、日本等。该矿场面积900公顷,煤层厚度一公尺以上者有20余层,已知蕴藏量达2000万吨以上。开采工程分三期进行,全部完成时可年产60万吨。
还有金、银等矿产……
自从印尼的国营喀拉喀多热轧钢厂投入生产后,钢铁依赖进口的劣势虽然有了一些改善,据估计,印尼的钢铁生产能量,可一年达100万吨以上。目前,于建筑用的材料外,已可产制电线等器材。这个国营的热轧钢厂,算是印尼重工业的前导。但仍未能完全克服其内在的缺点,仍然有大量的钢铁缺口存在,例如印尼全国锌片厂所需要的黑铁片,仍全靠日本供应。

虽是如此,但要建立一间生产能力较高的冷轧钢板厂,谈何容易。因为这至少需要8亿美元的资金。一道巨大的坎横在决策者面前。
要迈过这道坎,面前的路就有一条—向外国银行贷款!
但问题出来了。
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因经营不善,已呈连年亏损之势,甚至几近倒闭的边缘。老根据地尚且难以保全,如果再建立新的根据地,又哪里会有余力?
因此,喀拉喀多钢铁厂很显然信誉不够。
通过多番交涉,外国银行做出了让步,但他们有一个条件,必须符合这个条件方能提供贷款。
这个条件是,要想获得贷款资格,必须有一个私营公司掌握喀拉喀多钢铁厂40%的股份。当然,这个私营公司必须实力雄厚,且信誉稳定可靠。
喀拉喀多钢铁厂于是向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求助。
这个条件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困难。
原因当然是喀拉喀多钢铁厂的前景不够光明,若贸然投资,固然在获得外资注入的前提下存在起死回生的可能,但一切皆有可能,又有谁能够保证它一定能赢利呢?因此,没有魄力的私营企业一般不会答应。实力不强、信誉不好的私营企业喀拉喀多钢铁厂也不会找,找了外资银行也不会认可。
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挑战。
当喀拉喀多钢铁厂提出林绍良投资入股,以挽救民族工业的时候,林绍良竟然慨然允诺。
早在数年前,虽然也有些企业家想到冷轧钢厂的经营,但未敢轻易尝试。除了技术不成熟的原因之外,这一笔巨额资金,若非在国际金融财团里,负有资望与信用,实则不容易筹措。
林绍良作此打算时,许多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胆大而又近乎幻想的尝试。林氏对此一艰巨事业,却具有坚定的信心。他经过缜密的思考及深入研究之后,认为无论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以及促进印尼工业现代化而言,都值得一搏。
他一定是拿出了当年为军队运送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质的勇气,一定是想起了当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运送丁香的往事,想到了与苏加诺总统、苏哈托总统的交往。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大局,焉能有自己的“小局”?
这是一个人的气魄,也是一位商人的职业道德。此也可以看出其眼光与气魄,不愧被誉为国际杰出的一位新型大企业家。西班牙政府且特授予国家勋章,即在表彰林绍良对促进印尼与西班牙两国经济合作而做出的特殊贡献。
林绍良具备了,做到了。
于是,1987年,一个名叫芝勒贡的大型轧钢厂终于胎成落草,投产后,年产薄钢板85万吨。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与另一位杰出华商徐清华财团共同掌握40%的股份,喀拉喀多钢铁厂掌握40%的股份,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掌握20%的股份。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绍良的个人投资达到了9600万美元,远远超过了从外国银行提供的 5520万美元的贷款!
从此,印尼每年花7亿美元从日本进口薄钢板的历史便永远划上了句号。
印尼钢铁工业基础尚浅,政府已大力推进发展。印尼科学院国民冶金学研究所,积极研究发展冶金业,决定在楠榜设立铁砂熔炼厂,以吹风炉提炼生铁,利用当地所有木炭为燃料,供应各机器厂的需要。日产量暂以25吨为指标。据估计,该区铁砂蕴藏量,约达230万吨,可开采100余年。其他如炼铝厂等,亦在进行中。
印尼经济建设,方兴未艾。钢铁及五金工业在此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林氏集团参与冷轧钢厂,与喀拉喀多热轧钢厂的配合,以及冶金技术的提高,已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先前出现的喀拉喀多钢铁厂,是一个重型钢铁工业的前导,对于印尼整个经济建设,有其一定的作用及贡献,为政府每年所节省的外汇支出,在财政上便有很大的裨益。印尼冷轧钢厂,更是聚焦结合了经济建设领域中的精英。
林氏集团参与国营的印尼冷轧钢厂,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厂。其产品充分供应国内机械及金属工业外,尚可大量输出国际市场。
有志者,事竞成。有胆有识的林绍良先生在冷轧钢业所取得的成就,正应了这句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逐步对印尼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另一方面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至此,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内地及香港、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员工多达2万人。其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并且在雅加达、巴东、泗水等重要城市坐拥10家大型超市及购物中心。




“金融大王”“商贸大王”
197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苏哈托政府着手整顿印尼金融业,颁布了《私营银行合并条例》。
这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印尼的金融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一些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资金不足、拥有客户保有量逐渐缩水的中小银行,便由先前早已陷入困境的窘境之下再次“雪上加霜”,它们极可能会永远地退出印尼的金融舞台。
要想摆脱被彻底挤垮的悲惨命运也不是毫不办法。这些办法其中就包括两个:其一,合并。顾名思义,就是几家规模小的银行把资金整合起来,使之最终成为不论是资金还是客户、市场都大大增加的最银行,以适应新的法律和形势下的再次筛选。其二,易主。这个也不难理解,既然你没有能力让该银行生存下去,就把它以一个合适的价格转卖给别人。这就像战争年代的一些难民,在难以养活自己的子女时,就忍痛把自己的子女卖给一个能够养活他们的人,使之能够活下去。
林绍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不是如何将中央亚细亚银行合并或者易主。
作为中央亚细亚银行掌门人,林绍良想趁着印尼新法的出台,找到让中亚银行脱胎换骨甚至浴火重生的良机。如何让银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让银行的实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大大增加,如何将其他的中小银行合并进来,又不至于像新血液输入进来却不会因为血型不合而发生冲突,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弄不好,不仅不会让中央亚细亚银行得到长足发展,还有“因福得祸”、欲速则不达的可能。
其实,虽然早在十几年前林绍良就创办了银行,但在银行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林绍良像一个大将一样,统领百万雄兵,却不太擅长具体的领兵打仗。他擅长的不是“将兵”,而是“将将”。因此,一时间,心存远大理想的林绍良,虽然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遇,但如何利用这个好机遇,林绍良觉得,自己似乎陷入了无边的迷雾之中。
中央亚细亚银行如何才能做到把握历史机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林绍良一筹莫展,双眉紧锁。
这时候,一位“贵人”从天而降。
这位贵人是李文正。

李文正,祖籍中国福建莆田,192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玛琅镇。
在中学时期,李文正担任东爪哇华侨学校学生会主席,因组织学生参加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并帮助开展宣传及运送药物,被荷兰殖民地政府逮捕入狱。
1947年,李文正被印尼统治者驱逐出境,他返归故土,考入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两年之后,李文正来到香港。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印尼政局的渐趋稳定,李文正又重返印度尼西亚,在首都雅加达定居。
此时,李文正的父亲在雅加达开了一家蜡染店,生意虽不能说是顾客盈门,但也能从容度日。父亲有意让李文正继承家业,就向他传授经营蜡染生意的诀窍。可是,让父亲未曾想到的是,儿子竟然对他赖以生存的蜡染之技丝毫不感兴趣,更无心经营他有意传给儿子的蜡染店!
原来,年纪轻轻的李文正虽然历经沧桑,辗转东西,受尽屈辱磨难,但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却始终在支撑着他—当一个银行家!这个信念从李文正十岁起就开始萌发,以后便越来越发展壮大,直到成为参天大树。
结婚之后,李文正便离开了父亲和他的蜡染店,来到岳父开设的百货店中工作。但李文正似乎也志不在此,在父亲的蜡染店工作他尚且不愿意,在岳父家的店里工作他更感到不舒服。于是,他一边在百货店帮忙一边把目光盯向别处。不久之后,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即船务代理。他精神抖擞地投向了新的工作岗位。遗憾的是,英雄并非事事都能干好,天才的缺陷似乎都非常明显,李文正在船务代理的位置上干了几年,业绩如和尚的帽子—平平,他自己也不由感到乏味,就离开了这个岗位。
船务代理的职位让他有了一笔积蓄——2000美元。这2000美元对于当时的印尼人来说,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数目,在人们心里,李文正就是一个“大款”了。李文正有钱了!这个消息像风一样流传,以讹传讹,数字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成倍增加,到了最后,2000美元的后面竟然被人有意无意地加上了两个零—即20万美元!李文正起先还辩解,后来也就不再做这样的努力,因为原先的辩解也没有人相信。
这个误会,给李文正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李文正不由得频频摇头。
但又有谁能料到,这个误会的背后却孕育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此时,正是李文正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的店是不能回了,岳父的百货店更加不能回,船务代理的职务已然辞去,虽然有了一小笔钱,但这些钱又能干什么呢?李文正恍忽之间,觉得新的事业、新的机会似乎在向他招手,但这事业这机会是什么,他又看不清楚。理想站在屏风后面,幸运女神被面纱遮蔽,李文正犹豫徘徊不止。
李文正的犹豫直到1960年才结束。
1960年的一个晚上,李文正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皮拉马•沙里,皮拉马•沙里可是个大人物,他是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经理。
李文正知道,皮拉马•沙里此番到访,必定有要事,否则,依他的身份,请都未必赴约。
李文正判断不错,皮拉马•沙里确实有求于李文正,他是求李文正救急的。他的银行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客户,行将倒闭。而要拯救它,使它挣脱出困境,只有一个办法,注入新的资金。此前,皮拉马•沙里已经做过多番努力,但平常关系挺好的朋友一听到他要借钱,要找投资便变了脸色改了口气。于是,他想起了新成为大款的李文正。
事实上,皮拉马•沙里与李文正并不熟络,此番到访,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成不成也要把过程做好嘛!如果苍天实在不给面子,也只有忍痛接受倒闭的悲惨命运了。
他的银行需要20万美金的资金投入救急,而李文正正好有20万,天助我也!皮拉马•沙里怀抱着一个大大的希望。
但当皮拉马•沙里提出自己的请求之后,稍加思忖,李文正便慨然应允。
他知道,这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机会。
他更加知道,皮拉马•沙里之所以来到他家,纯粹是病重乱投医,很显然,他听信了别人认为他李文正有20万美金的传言。
李文正完全可以立即断然拒绝皮拉马•沙里,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生机似乎十分渺茫,皮拉马•沙里此举,也不过是听天命尽人事,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最后一搏;
二是他李文正的腰包里根本就没有20万,而只有2000美元!
他想起了自己儿时就产生的梦想,这梦想时刻像小虫子一样咬噬着他的心灵。
而现在,皮拉马•沙里误打误撞地请求,竟然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进入银行业的机会。他决定,筹措这20万资金,和皮拉马•沙里一起渡过这次难关。但说着容易做着难,从何处筹集这笔天文数字一般的巨款呢?
李文正想到了与他交往密切的福建同乡们。这些同乡在雅加达的自行车制造与修理行业中干得风生水起,甚至占据了垄断地位。很快,李文正就同乡那里如愿以偿地筹集到了这笔资金。这使他不仅可以优先认购这家银行20%的股权,而且还在该行任职。
至此,李文正终于踏进了朝思暮想的金融殿堂。
然而,对于半路出家的李文正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他甚至连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一栏与右边一栏有什么不同都闹不清楚。但李文正有一种不懂就问的胸怀,他在银行里见人就问,从资深人士到一般职员,他都勤于请教,尊为师长。转瞬之间,半年时间过去,李文正便由一个“棒槌”变成了真正的行家,并令人信服地进入了基麦克默朗银行的董事会,后又坐上第一把座椅。
李文正虽然没有受过银行业务的任何专业训练,但他却具有成为一名银行家必备的两项过人才能—超级推销员的本领和机警敏锐的市场头脑。
他凭借自己的直觉,再融入自己以往做小买卖的经验,相中了雅加达庞大的自行车业这块别人没开垦的处女地。他以投资人的身份,来到自行车业中,争取客户。因为他相信,要想让银行起死回生,跟别人竞争他们已站稳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想他人所未想,为他人所未为。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李文正从而渐渐建立起基麦克默朗银行的信誉,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三年的奋斗,这家银行终于扭亏为盈,并获得巨额利润,走上了蒸蒸日上的大道。
李文正首战告捷,令银行圈内人人刮目相看。但他并不满足,他要稳扎稳打,敢于竞争,以此为基石,去实现自己金融帝国的梦想。
1963年至1971年,他先后将岌岌可危的印尼宇宙银行和繁荣银行救活,然后以这两家银行为基础,与亲友合资购并了工商银行、泗水银行,将它们组合成泛印度尼西亚银行。在泛印度尼西亚银行中,李文正拥有30%的股份,并担任执行总裁。经过短短四年的努力,这家银行发展成印尼最大的民营银行。
李文正就像魔术师一样,将一家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理顺、搞活,并滚动式发展。他由此而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
就这样,李文正渐渐引起了林绍良的注意,只是二人还未正式见过面。
1972年,林绍良前往香港,在飞机上的他,因为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未来而难以放松。这时,一张面孔跃入了他的眼帘,他觉得这个人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忽然,林绍良眼前一亮,李文正!面前的这位温文儒雅的中年人,正是目前风头正旺的“金融界奇才”李文正!
是的,这人正是林绍良的福建老乡李文正。
前几天的报章杂志刚刚报道了李文正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消息,现在的李文正恐怕是各大银行都瞄上的“救命稻草”、“希望之星”,现在,这个“救命稻草”就在自己的眼前,林绍良当然不能“放过”! 于是,在五六个小时的行程中,林绍良和李文正一起探讨了银行业的现状和前景。
他们谈得非常投机,非常愉快,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之叹。
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李文正的很多关于银行及金融管理与改革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自己所缺乏的正是李文正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
这让林绍良打定了一个主意。
于是,林绍良真诚地邀请李文正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执行总裁,林绍良开出的条件是把中央亚细亚银行17.5%的股份作为酬劳送给李文正。
即使如此,林绍良心里依然在打鼓:原因很简单,林氏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在规模和客户量上远远比不上“泛印银行”,从资产上说,“中亚”只有“泛印”的1/33,存款额也只是相当于“泛印”的1%,相差不啻一点两点。
在当今的金融界,李文正的大名已经非常响亮了,而李文正已经放弃了“泛印”这个大森林,他会来到自己这个小树园吗?况且,金融业内人士想必都已经知道了李文正已辞去“泛印”执行总裁的消息,大家都正在像古时候的刘备三请孔明一样的对李文正虚位以待呢,谁能得到李文正的辅助,谁就能占据亚洲银行及金融业的半壁江山!李文正可谓是金融界的“蛟龙”,这条蛟龙会安家于“中亚”这块浅浅的海滩吗?
然而,让林绍良的吃惊丝毫不亚于他在飞机上偶然得遇李文正一样,李文正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他!
李文正答应林绍良的原因很简单:
一是在李文正看来,目前“中亚银行”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却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而林氏集团的实力是无庸置疑的,有了这个后盾,中亚就不愁不发展,就不必担心会像其他私人银行那样面临倒闭的危险。
二是李文正对于林绍良非常敬重,林绍良的有勇有谋早已如雷贯耳。
三是李文正出于对福建老乡的亲近感。当年他之所以能够进入金融行业,完全是得到了福建同乡的无私帮助,而林绍良也是福建同乡之一,虽然之前林绍良并未帮助过李文正,但“福建”这两个字却是一样的写法。
不久,李文正正式宣布,加盟“中亚银行”,出任执行总裁。
林绍良表示,全力支持李文正在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作为,为他施展自己的专业能力提供最大的平台,为实现他的远大理想大开绿灯。林绍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子同心,其利断金”,在林绍良和李文正二人的精心操作和通力合作下,“中央亚细亚银行”很快便拟定并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1.大幅度增加资金,塑造“中央亚细亚银行”财势雄厚的良好形象。
2.频频兼并小银行,把这些小银行的资金、客户、市场等资源纳入囊中,迅速壮大“中亚银行”的整体实力及分行分布网络。
3.继续展开市场攻势,积极吸收市场上的大量游资,尤其是那些还没把钱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华人家庭和商家。
4.调整保守的贷款政策,大胆发放贷款,支持或联营各种项目。
这一系列的举措出台之后,“中亚银行”飞速发展、壮大起来。
总资产高达175亿印尼盾,客户在一年之内猛增6倍,存款和贷款分别增长4倍和13倍,净利增加35%,业绩在创办18年以来当属最佳——这是李文正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执行总裁之后的两年之内创建的骄人成绩!
林绍良不由心潮澎湃:那次的香港之行,是上天对他的厚赐!因为上苍把李文正送到了他身边!
林绍良信心倍增。

在林绍良和李文正的苦心经营下,在印尼政府开放资本市场政策的东风里,到了1974年,中央亚细亚银行与多家海外银行或金融集团共同投资组成了多国金融公司,此举使“中亚银行”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10年之后,到了1983年,林绍良在美国权威商业杂志《公共机构投资者》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名列第六,除银行资产超过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非金融业的资产也已超过30亿美元之巨,财团总计资产约达80亿美元。
这样,林绍良便当之无愧的成为东南亚以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的“银行巨头”、杰出企业家。
1988年10月,印尼政府进一步促进金融业自由化的政策全面出台,已然72岁高龄的林绍良先生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正向当年刚刚赚到第一桶金时那样,霎时变得年轻起来。他与李文正联手,又展开了一系列的“领土扩张行动”。
仅仅短暂的一年,中央亚细亚的分行、支行和办事处便遍布印尼各岛,星罗棋布。中国古代评价中国文坛上第一位专业词人柳永时用了这样的句子:“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如今,我们化用这句话来描述中央亚细亚银行在当时的印尼分布之密: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中亚银行”!从程度上来说,分明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柳永词的粉丝。
于是,不折不扣地,中央亚细亚银行便成为整个东南亚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
于是,红顶商人林绍良便成为了“金融大王”,无可争辩的。
又一个10年,林绍良先后购买了多家公司—美国的、荷兰的、泰国的、菲律宾的、香港的,“商贸大王”的桂冠又落在了林绍良的头上。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绍良与李文正合作创立了力宝集团公司,主要拓展海外业务。该集团由李文正任董事长,除李文正和林绍良是大股东外,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长子和长女也各拥有16%的股权。
如今,力宝集团在国内外的资产已超过60亿美元,属下有40多家公司,其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金融、房地产、制造和修理业等。金融业务占整个集团业务量的70%,拥有资产达700亿印尼盾的印尼商业银行,还有中央亚洲银行、BNP力宝银行、力宝金融澳洲公司、美国加州力宝银行、香港华人银行、东海力宝银行等。在其它金融领域,有BNP力宝租赁公司、信孚力宝财务公司、大和力宝租赁公司、力宝太平洋财务、力宝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东方财务公司、力宝财务公
司等。
力宝银行是力宝集团在印尼国内的骨干企业。论资产,系印尼第三大私营银行;论分行家数,居印尼第二位。
截至1990年,力宝银行在印尼的分行已增至151家。香港华人银行则是力宝在海外的“旗舰”。据1989年的统计,力宝银行的资产已达40亿港元,其存款额是香港同业中发展最快的,而在贷款及其它商业银行业务方面,增长率也高居第二位。特别是1991年9月,华人银行与香港政府达成有条件收购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协议后,更使其名声大振,充分显示了力宝集团在经济和管理上的雄厚实力。
房地产是力宝集团在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
在印尼国内,统筹房地产的力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票1991年7月在雅加达股票市场上市。而在香港,力宝集团属下的力宝物业公司,1990年在香港地产市场的投资总额就达20亿港元;1992年,又参与3宗总额为18亿多港元的交易。此外,力宝集团还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发展房地产业务。
这些成绩,都是林绍良和李文正合作结出的硕果。

在苏哈托政府鼓励投资的大气候下,1974年,林绍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任董事长的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这几家外国银行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与他们联合,中央亚细亚银行实力与信誉大增。
随后,林绍良便开始实行他的下一步计划,鉴于中央亚细亚实力的增强和国际业务的增加,向印尼财政部申请,将中央亚细亚银行升格。
1977年3月,经过严格考核和实地考察,经过反复论证,印尼财政部批准,将中央亚细亚银行升格为外汇银行。于是,中央亚细亚银行便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啻如虎添翼。
1978年,中央亚细亚银行做出了它的第一宗大的收购行动——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总资产增加了300多倍,一跃而成为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和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
之后,华仁谊集团也频频出击,进一步向外拓展业务。
1980年以来,华仁谊集团向香港、东南亚及美国投资,在香港设立了中亚财务公司、第一太平财务公司、第一太平地产有限公司、永加公司等。
1982年又买下了美国旧金山爱尔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的
股权。

自小在福建农村长大、后来又长期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林绍良,既具有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更具有印尼华人的优秀品质。从小到大,他勤勤恳恳,不怕任何困难;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既胸怀大志,又不好高骛远。先从最底层的事情做起,从利润最薄的生意做起,一点一点累积资本,河海不捐细流,方能成其大。林绍良先生始终坚持,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靴,既有冒险精神,又不会不计后果,莽撞行事。待事业渐渐有起色了,再继续投入更大的事业,逐渐扩大其商业规模。
这是与林绍良从小就形成的稳重、温和的性格密不可分。
尤其在苏哈托总统执政以来,渴望国家尽快走上正轨的呼声日渐其高,国家政策一改苏加诺时代的对外侨多有限制甚至干预的弊端,为像林绍良这样的外侨打通了直通商业发展的通途。在印尼的外围,国际社会对印尼也逐渐地恢复了信心,并给予了巨额的经济援助和低息贷款,并鼓励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家前往印尼投资办厂,发展事业。聪慧过人的印尼华人当然闻风而动,投入了火热的恢复营运的商潮中去。林绍良及其林氏集团便是积极投身到印尼国家恢复的商业大潮之中的一个典范。
在此大好形势下,林氏集团名下的各企业,都有长足的进步,不仅规模壮大,利润增加,渠道日宽,信誉日隆,更可喜的是,更加多元化,自我要求的标准也更新更高。
在林氏集团名下的诸多业务中,最值得先提的当数中央亚细亚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商开设的私人银行并不多,设立于雅加达的银行仅寥寥数家,较成气候的有和丰银行(1918年创设于新加坡,1932年合并于华侨银行)、巴达维亚银行等;设于三宝垄的有黄仲涵联合银行、马淼泉银行;设于棉兰的有中华商业公司、泗水的中华银行;设于坤甸的更少,如华通银行等。
印尼被日军铁蹄践踏时期,这些华商私人银行不得不接受一个悲惨的共同命运—宣告停业。
受到战争的冲击,一些华商银行由于长期关闭、失去客户之后永远关门大吉。二次大战后,能够重操旧业,重新开张的银行甚少,只有已经更名为雅加达银行的巴达维亚银行和华侨银行再次开张营业。1958年11月,雅加达银行被政府接管,失去了当初华商私人银行的色彩。就在雅加达银行和华侨银行复业后不久,一家新兴的银行—大东银行在雅加达横空出世,并以强劲的势头在泗水及三宝垄等地设立了分行。其他的一些华商银行,由于规模太小,客户源太单薄,前途不够光明,抗风险能力较弱,为适应当地环境需要,大多选择与当地印尼土著人士合作的方式,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寻求长足发展的机会。比如亚非银行、西利万宜银行、伟大银行、共和金城银行等等,便属此列。
在印尼百废待举的此时,这些银行作这样的选择,既属迫不得已,亦是难能可贵。
关于华侨银行的沉浮,需要从新加坡说起。
1961年5月27日,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联邦的想法。这是因为随着新加坡的政局不稳定,东姑害怕新加坡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人占据,利用新加坡作为基地对马来西亚展开行动,使马来西亚之前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成果功亏一篑。人民行动党支持合并,但是党内的亲共人士怕合并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林清祥等13人脱离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反对合并。
1963年9月13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领土包括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活动而拒绝了合并献议。印尼和菲律宾反对合并。印尼总统苏加诺对北婆罗洲地区有野心,同时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表现。1963年1月20日,苏加诺开始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菲律宾政府认为沙巴是属于苏禄管辖,因此应该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后来承认沙巴是马国的。但是印尼的对抗活动到1966年8月苏加诺被推翻后才结束。
合并后,新加坡开始和中央政府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但是,由于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总统苏加诺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反对态度,使印尼与新加坡发生了矛盾。而华侨银行的总行设在新加坡,因此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随后,华侨银行设在印尼各地的分行也不得不宣告停业。
1964年,苏加诺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外国银行在印尼境内设置分行。一时间,银行生长的土壤便空前贫瘠硗薄起来。不仅外国银行失去了在印尼境内开办分行的机会,连印尼国内的华商私人银行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所幸的是,1967年,就在林绍良任董事长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创立十年后,政府废除了三年前的禁令。
于是,像树苗见到了久违的阳光一般,印尼的民族私营银行若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兴起,印尼华商也开始生出创设私人银行的决心。而此时,中央亚细亚银行已经成功运营了十年之久,早已由一棵弱不禁风的小树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自然能以木秀于林的姿态占尽风情。
毫无疑问,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竞争对手是非常多的。目前,印尼华商银行已超过70家,仅在首都雅加达一地,就有46家华商银行。这个数据还未算上华商以外的其他银行。可谓竞争激烈。
在竞争的夹缝中,中央亚细亚银行脱颖而出,成为印尼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其资金在4亿美元以上。中央亚细亚银行堪称印尼银行电脑化的先驱。银行在印尼全国各地均设有系统化的金融网,率先安装了最先进的整合性银行自动化系统,该自动化系统是由九洲资讯系统公司与台北神通电脑公司共同研发成功的。
初期,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存款及放款,若有余暇,便顺带做些保险方面的业务。不久以后,林绍良便改变了银行的经营思路:把银行的保险部壮大并独立为中央亚细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使之在会计制度上也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办公地点也与银行的存款放款部分开,迁到大南门新址进行营业,同时,中央亚细亚银行在泗水开设了自己的分行。由于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客户不断增加,因为中央亚细亚银行口碑极好,信用昭著,境内外的客户无不愿意与之进行生意来往。近年来,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存款客户已经增到了6000多,所放出的款项都在百亿盾印尼币以上。在定期存款及短期储蓄上超过120亿盾,印尼国内的汇兑总额高达3760余亿盾,已然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原来的营业面积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业务需要,于是,林绍良决定建造新的大厦,大厦就在原行址旁边的地方,大厦共四层,不仅大大增加了银行的营业面积,办公和洽谈环境上已远非旧日所能比。
渐渐地,中央亚细亚银行在印尼民族私营银行中已然异军突起,势不可当。在业务量和客户群上均位居同类银行前列,尤其在日常票据交换方面,以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印尼银行业内人士的信任和称赞。
在金融业方面,林绍良的胃口大得惊人,其花样翻新的程度同样惊人。
在这期间,林绍良完成了以下几个大动作:
一、为充实业务,扩大银行规模,林绍良先后完成了与多家外资银行的大合并,聘请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的P. A. Alexender先生做中央亚细亚银行多国金融公司的总经理。
二、斥资1500万美元,作为印尼金融市场的周转资金。
三、在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旁边购买了一块地皮,建筑一座高达七层的银行大厦,以提高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工作效率。这座大厦成为了亚森加路最高的一座建筑物。
四、中央亚细亚银行在棉兰、万隆、巨港、楠榜等地的分行,亦学着总行的样子兴建办公大厦,既提高了银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更提高了办事效率。
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总行设在雅加达,为了最大限度地给客户提供便利,林绍良在印尼全国各省份中的重要大中城市设立分行,共设立分行100所左右,星罗棋布的分行与总行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便构成了一个系统化、高效率的金融网络。
不仅在印尼国内,林绍良的目光早已盯向了国外。中央亚细亚银行在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苏黎世、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设立了其分支机构,并与国际上几十家知名银行缔结有通汇合约,从而把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品牌成功打到世界范围中去。

林绍良先生所经营的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地产大王”
有了与政府良好的关系,有了政府支持的政策,有了银行作后盾,有了蓬勃兴旺的水泥生产业,林绍良便拥有了雄厚的实力。
这种实力促使着林绍良做出另一个重大的选择—进军房地
产业。
于是,林绍良出击了!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2100公顷土地,开始了他的房地产业之旅。
很长一段时间里,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1982年,林绍良在雅加达建造了新式办公大楼,该工程耗资 1.2亿美元。其中,大都市大厦是林绍良“三林”集团的总部所在的地方。
林绍良因此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牢牢地将“地产大王”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在加里曼丹,“三林”拥有20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产,但仍然与土地有关。

转战海外银行业
林绍良觉得基础已经打好,时机已经成熟,从1979年开始起,他便积极向国外拓展金融业务。
这既是林绍良性格和志向使然,也是时代的需要,大势所趋。
一、首先,以中央亚细亚银行为大后方,林绍良在香港设立了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和中亚保险有限公司。给贸易、投资、保险等业务提供足够的空间,极大地增加了与香港金融方面的业务往来。
后来,香港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出资60%,和台北资讯工业策进会计划合组UBIS公司,这次合组中,台北资讯工业策进会出资40%。合组后的公司将专门从事各项资讯连线系统的规划及建立业务,并着手积极储训这项计划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使之培训期满后,协助建立“银行资讯连线系统”作业。该系统旨在使林氏企业集团所属的所有银行都能实现资讯连线,全面实现银行作业的电脑化。从而为中央亚细亚银行及其所有分行在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上立于不败之地。
二、1981年,林绍良以林氏集团名义,收购得法侨联金融公司,并将它改名为第一太平财务公司,专门经营合并及购买其他公司的业务,第一太平财务公司在联合融资市场中经营运作得也非常成功,总资产已逾15亿港元。
三、1982年,以林氏集团名义,在成功运作第一太平财务公司之后,再收购上海业广公司,并将它改名为第一太平实业公司,紧接着,林绍良又通过收购怡富的部分资产上市,定名为第一太平国际公司。
第一太平公司是一个大型集团公司,主要从事贸易、投资、通讯、地产等业务。该集团公司主要由第一太平国际和第一太平控股这两个企业构成。第一太平国际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第一太平控股则主要从事金融投资。这两家公司的股权,林代集团均持有60%以上。后来,这两家公司又合并为第一太平有限公司,林氏集团在这家“新”公司的持股量超过了50%,处于绝对的掌控地位。其中林绍良家族持有29.4%的股权,属于持股最多的股东,几年之后,林绍良家庭所持股权将上涨到近50%。
四、1982年,第一太平集团又收购了美国加州恒亚银行80%的
股权。
五、1983年3月18日,林绍良又一个收购计划实现了。先由第一太平财务公司和第一太平实业公司宣布新股发行上市,集资了5亿港元,成功收购了纽约hage-meyer公司51%的股权。hage-meyer公司创设于荷兰,总部亦在荷兰,是一个国际性的知名企业,已在25个国家设立了40所分公司或工厂,主要从事贸易、销售、制造及承揽工程等业务。
六、为了让印尼土产的出口能够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改变印尼土产出口中存在的窘状,1983年3月,林绍良斥资2000万美元收购了荷兰克马洋行的51%的股权,随后在荷兰创立了荷兰太平洋有限公司。
此收购之举,显然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发财,实现成为商业巨子的梦想,而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了。
荷兰的克马洋行对第一太平集团的业务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989年,第一太平集团的总盈利是3500万美元,但其中的3000万美元便来自该洋行,这虽然不过是一个特例,但克马洋行给第一太平集团提供的机遇和直到的制约作用该有多么大,此数据足可看出拿下该洋行的控股权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七、1983年8月20日,第一太平集团在澳洲开办了自己的分公司,分公司定名为First Pacific Securies,专门从事研究美国证券、投资管理与经纪服务,为澳洲第二家以买卖美国证券为业务对象的公司。
八、第一太平集团为了进一步扩展它在香港的银行业务,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占据香港金融市场,于1987年初收购了当时的康年银行,此时,该银行正陷入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寻找扭亏为盈的机会而不得,银行高管正处于朝不保夕的焦灼境地之中;不久,第一太平又以迅雷不及掩铃之势成功完成了第一太平有限公司和康年银行的合并,并将其更名为第一太平银行有限公司。
然而,第一太平集团的“开拓疆土”的步履并未至此驻足,林绍良的雄心正野,壮志凌云,尽管此时林绍良已经是一位年逾70的老人,然而,他并未有丝毫的垂老之象,杜甫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不仅诗的前一句与林绍良没有任何关系,后一句似乎也与林绍良关系不大。70岁,是林绍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从他名下的企业完成的一个又一个令人咋舌的收购中即可看出来。
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第一太平集团全面收购了国银亚洲(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了该公司51%的股权和该公司所持有的74%的远东银行股权,国银亚洲有限公司是一个在香港上市的集团公司,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大批的客户。随后,简称为FPB的First Pacific Bancsharer Ltd应运而生,将国银亚洲的上市地位取而代之,成功完成了华美的转身。
仅仅几个月之后,FPB以换股的方式,顺利吸纳了远东银行剩余26%的股份,从而使远东银行成为FPB名下的全资附属公司。
1989年即将结束,1990年即将开始的时候,远东银行若水归于海洋一般,并入第一太平银行。
林绍良还完成了其他的一些收购。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力宝集团出手收购了香港华人银行,力宝集团中,林绍良持有35%的股权。
就在林氏集团顺利收购了美国加州恒亚银行,使之现金增加到2000万美元之后,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984年,林绍良以力宝集团的名义再次出手收购了美国华通银行的控股权,使其资产总额达到了25亿美元,此后,林氏集团在美国又开辟了自己新的根据地。               
……

印尼的政局渐趋稳定,在此保证下的印尼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储蓄的能力和意识也日益增强。有了多余的钱,自我保护意识也渐渐提高,原来日不虑夕,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渐渐淡漠,转而把钱投在保险上。
因此,印尼的保险市场在日益扩大,市场前景看好,保险业务也在冉冉上升。在此之前,林绍良已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在多年前便把保险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进行扶植,使之在中央亚细亚银行中很早就独立出来,足见他有着极强的商场判断能力。
林氏集团中的中央亚细亚保险有限公司,规模庞大,实力雄厚,拥有有效的保险单超过10亿美金,是印尼五大一般保险公司之一。
中央亚细亚人寿保险公司,实力同样不可小觑。它在印尼的许多重要城市里都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还拥有中央亚细亚地产保险公司,密切配合其业务的顺利进行。是印度尼西亚三大私人人寿保险公司之一,在人寿保险行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林绍良的杰出商业头脑还表现在另一个商业项目上。
1980年,印尼政府刚刚出台了允许外国人经营租赁业的规定,林绍良闻风而动。
一、成立独资新租赁公司。在印尼的全国各地,开展各种类型的机器设备的租赁及融资业务,该业务是林绍良用中央亚细亚银行财团的名义进行的,项目上马之后,生意兴隆,盛况喜人,很快即成为印尼最“年富力强”的租赁业。
这是林绍良开办的独资租赁业。
二、成立合资租赁公司。中央亚细亚银行该财团还和其他机构合资经营一些租赁业,在亚洲范围内,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目的是通过国际租赁业务,使印尼获取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帮助印尼迅速恢复生产,迅速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与林绍良合作的公司很多,如日本租赁集团、斯德芬美国租赁集团、华友银行租赁集团等。业绩惊人,发展速度极快。聊举数例,以资佐证:
1981年,一个新的合资租赁公司以崭新的姿态,势不可当的势头巍然屹立于世人面前,其名字叫Central Sari Metropolitan Leasing,这就是林绍良以中央亚细亚银行财团的名义和日本租赁公司合资组成的公司;
仅仅三年之后,到了1984年,林绍良已经让合资的租赁公司迅速发展成为6家,在合作的范围了,不仅与日本,还扩展到台湾、美国、法国等国的银行;在美国,林绍良另辟蹊径,打破了以前只租赁生产机械的思路,将租赁的范围扩大至办公室机械上,为他在美国的租赁公司争得了更新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在国内与外资合作重组租赁公司。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同时,林绍良不忘巩固旧的“势力范围”,这些在国内的老牌租赁公司原本已经拥有一定量的客户,有了一些市场,只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它们需要更多的资本和更新的理念来改善。林绍良非常重视将它们“发扬光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像那只小猴子一样,空忙碌一场,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得到。力宝集团和世华联合商业银行与台北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合作,在印尼国内,将一些小规模的老牌租赁公司合组在一起,使它们一跃而为大型的国产机械租赁公司,这也体现了林绍良这样的经商理念,既要有雄心壮志,又需要步步为营,他觉得,大和小,鱼和熊掌,可以得兼。
炼就“百业大王”
实际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企业王国,这个王国令人咋舌:
林绍良的王国大致上可分为三大集团:
一、三林集团—以林氏三兄弟—林绍良、林绍喜、林绍根为主体的三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其附属了香港永加发展有限公司、新加坡恒盛(私人)有限公司等。
二、林氏集团—三林与林文镜、印尼人苏维加莫诺及伊布拉欣等人合作,经营土特产、面粉、水泥等业,统属新加坡华仁谊有限公司、香港第一太平集团及美国、荷兰、菲律宾等地业务。
三、中央亚细亚银行集团与力宝集团—三林与李文正等人合作,统属中央亚细亚银行印尼各有关机构、香港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华人银行及美国金山银行等业务。
三大集团下属200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
林绍良统筹全局,居于核心领导地位。气量宽容,善于使用人才,故能大展鸿图。
如银行金融业,林绍良能够做到与金融奇才李文正的无间合作;
林氏集团,林绍良能够和林文镜等人的密切合作;
林绍良能够与兄长林绍喜和弟弟林绍根同心协力;
林绍良的三个儿子林圣斌、林圣宗、林逢生,皆学有专长,精明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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