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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云门舞不尽 文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更新时间:2011-11-29 14:36:15
 

林怀民,1947年生于嘉义。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朝秀才,祖父是留学日本的医生,父亲是嘉义首任县长。如此家族出身,所从事的常常非文即政,他却一改家人的厚望走上了舞蹈之路。

“世界一流现代舞团掌门人”、“世界级编舞大师”、“中国人的光荣”——多年后,林怀民的头顶戴上了如此的耀眼光环。他的成绩,成了华人社会与现代舞的一次绝妙碰撞,让世人都惊叹不已。

创团三十多年来,他已带领云门舞团上演了一百六十多出舞作,这还要去掉中间解散的一段时间。他的这些舞作,从世界级的艺术殿堂,演到小县市的体育馆、乡镇学校的礼堂、搭在乡间村落空地上的舞台;取材也丰富,或改编古典文学、民间故事,或演绎台湾历史、社会现象,或尝试前卫观念、传统美感。这让他的舞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赞赏,也获得了极高的民间支持,举行户外公演的时候,平均每场观众都有五六万——他的作品,已是台湾观众两三代人共同的记忆。

他给华人社会带来了一份灵动和诗意。

 

采访手记:

 

在观众眼里,舞者是美者;在我眼中,舞者更是勇者。他们与人交流的渠道,是展现自己的肢体;他们抗争这个世界的武器,也是鲜活的血肉之躯。所以在我看来,比起耍嘴皮、挥笔杆、卖力气、动脑子、斗心计等等谋生方式,舞蹈,最为原始,也最为极致。

人类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有了舞蹈,我们的祖先祭天谢地、庆生哭丧、出征迎返,哪一种仪式少得了舞蹈。当然,日后这一形式变成某种职业,也逐渐丧失了其初始的神圣意义。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伴宴的、伴歌的舞蹈,觉得那是一种玷污。

云门舞集的舞蹈,让我重新为舞而血脉喷张;林怀民的话语,让我再一次体会生命的尊严。尽管这些舞者长年在简陋的厂房排练,每每在田埂村头表演,但他们的举手投足间,闪烁着高贵的光芒。

向勇敢的舞者致敬。

 

    许戈辉:开始学习舞蹈的时候大概多大?

林怀民:正式学习舞蹈那年我二十二岁,够老了,我的脚刚开始只能拿到及腰,等到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脚拿到过头。我上街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都把脚拿起来挂在任何可以挂的地方,以此锻炼。年轻有的是体力,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大概都能干得到。

 

五岁的时候,小林怀民观看了英国芭蕾舞电影《红鞋子》,从此开始痴迷舞蹈,一发不可收拾。家里人都笑话他是个小疯子,不过母亲依旧为他做了舞鞋,供他消遣。那时候,舞蹈于他,还只是一场童年的梦幻。

十四岁时,美国荷西·李蒙现代舞团到台湾进行表演。表演极大地震撼了林怀民,让他赶紧拿自己头一遭领到的稿酬去上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舞蹈课。从此学舞便成了一种常态。大学时他曾师从旅美舞蹈家黄忠良,又在舞蹈家王仁璐的表演中见识了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的编舞理念和技巧,开始热爱现代舞。不过那时候,舞蹈于他,还只是一项爱好,断没有想到自己有天将以此为生。

1969年,他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念新闻硕士班——他却在玛莎·葛兰姆及摩斯·康宁汉舞蹈学校报了名,正式开始研习现代舞!

1973年,林怀民回国。回来的他不是新兴的作家,不是新锐的新闻工作者,而是率先以“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为口号,成立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

 

林怀民:云门草创的那个年代,台湾舞蹈界有些年纪大的长辈搞不清楚这是什么,说这些现代舞就是奶子碰奶子、屁股碰屁股。

 

“云门”一词取材于中国古老传说中最早的乐舞,在史籍上都不可考,但这两个优美的字却让林怀民无比喜欢。然而在那个年代,林怀民对传统美学的理想化向往却常常面临现实的考验。

 

林怀民:1973年,台湾还没有专业的剧场,也没有专业的团体,所以很多时候观众很吵,有时候汽水瓶会咯啦咯啦地在地板上滚动。很多人拍照,而且常常迟到,害表演者推迟演出。所以云门在台北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我们宣布,不可以拍照,而且迟到的观众要到中场休息才可以进场。

有一次我刚准备要开演,幕一起,啪达啪达就闪过两个镁光灯。我想都没想,把舞伴拉起来就往后台跑。观众都觉得很奇怪,我们就说,因为说好了演出时不拍照,现在有人拍照,影响了我们的演出,也影响了其他观众的欣赏,所以我们落幕、重来;观众就拍手。

 

    《白蛇传》就是当年首演的剧目,迄今历演不衰。以西方现代舞来诠释中国传统戏曲的肢体美学,成为林怀民早年的创作源泉。

三十多年前,林怀民在台北信义路的巷弄租了一个二十五平米的公寓,铺好地板,嵌上镜子——这便是云门最初的练舞场,林怀民和他的舞者们,在此开始了以汗洗地的操练。

那时候,很多舞者不但在这里练舞,也在这里居住。练舞场的楼下是一家面店,对这些舞者来说,最大的享受便是在排练后到面店享用一碗阳春面,再加一个卤蛋。不过这对面店的食客们却并非一件幸事,常常面吃到一半,便听着头上的跺脚声诧然抬头。而楼上的这群年轻人却更像小说里的人物,时常都饿着肚子跳舞,因为他们的家长都反对他们以此为业。

即使林怀民自己也一样。

从小他便背负着家人希望他考上台大的压力,而他却爱上了写作,从十四岁时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儿歌》开始,一路投入文学创作中,又考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打破了家人必上台大的传统。大学毕业时他已成为台湾有名的文学新锐,从美国留学归来,便立刻成了政大最年轻的讲师,教新闻和小说写作。然而他却选择了自建舞团。

家人并不支持他的决定。父亲对他说,舞蹈者是伟大的艺术家,但舞蹈在台湾也可能是乞丐的职业;家里人担心他将来“没饭吃”。年轻的林怀民非常明白父亲的深意,但他还是决定继续走下去。多年后他笑说,多谢父亲的话,让他一辈子都努力不让一起工作的人没饭吃。

云门就在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手里,颤颤巍巍地逐渐站稳了。

 

林怀民: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年轻人好像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变天,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如果那时候有人说环保,我想我也会参加。而我回到了台湾之后,因为碰到了一群写音乐的人合年轻的舞者,我就跟他们和在一起了,走上了这条路。

 

本来没打算以舞蹈为业的林怀民被文化学院(今台湾文化大学)音乐舞蹈专修科的老师硬给拉去教授舞蹈,从此开始了自己真正的舞蹈人生。在那里,他被这些年轻而渴望着梦想和未来的舞者所感染,组建舞蹈团队的想法越来越盛。

另有一些因素影响着他的决定。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为梦想而燃烧的年代,在美国留学时,林怀民看到美国青年和中国大陆的青年,都在为改变世界而付出自己的努力,不辞辛苦、不计回报。这些都让他非常感动。年轻人的热血被时代的激情鼓动着,年幼时“要贡献社会”的家训也让他期望有一支舞团来服务于乡野民间。他憧憬着成为舞蹈界的“赤脚医生”。

走上舞蹈之路后,林怀民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继《白蛇传》之后,以台湾先民拓荒的拼劲为主题,描述台湾移民史的《薪传》,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汉移民拓垦台湾的历史记忆,通过有力的肢体语言,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薪传》的上演还有一段传奇。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家族迁台七代的记忆,但在上演时,这样的题材却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严厉而非常危险,只得选择了在嘉义而非台北首演,表面上的理由是要向开台先贤致敬,实际上却是要“离警总(警备司令部)远一点”。

不成想,首演第一天,美国和台湾当局“断交”,《薪传》一夜之间从“一株可能的大毒草”,变成了凝聚社会人心的佳作,演得“舞者汗泪齐飞,观众含泪鼓掌”。作品的精彩和时代的风云共同将它推上了大众追捧的顶峰,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云门的知名度。

然而,随着8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云门舞集的生存空间却并没有像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名气一样越来越大。

 

    林怀民:那时候,台湾的社会、经济整个地起飞,股票市场火红得不得了,很像今天大陆的状况,很多人下海,忽视了对文化的关注。推动文化上的事忽然变得很辛苦,工作事实上是事倍功半的,所以觉得很晦气、灰心,就停掉了。

 

许戈辉:但是你停掉,周围的这些人怎么办?这个决定容易做吗?

林怀民:停掉的决定不容易做,但停了以后,整个的安排很容易,因为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安排退场。

 

许戈辉:宣布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林怀民:报纸上到今天为止都说那个时候我哭了,其实我没有,因为已经哭过了。我用两年的时间,把解散的计划完美地执行完毕,所以松了一口气。

 

云门暂停期间,旅行成为了林怀民生活的全部。他所到访之处包括了印尼、印度这样的古国以及西安、敦煌、云冈、苏州这些中华古城,在旅途中,他还翻译了由印度史诗所改编的剧本《摩诃婆罗多》。三年后,林怀民再次出现,这不禁让人们想起了那句老话:休息,只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林怀民:等云门再回来的时候,我比较自在了,不再骂街,不再说社会不够好。这也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设法用自己小小的力气,在很小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得好一点。也许大家小的地方能做好了,明天的确会变得更好吧。

我决定再恢复云门。我上城里的时候,一个计程车司机发现是我,就跟我攀谈,问我很多关于云门的事,他都很同情,觉得云门的处境的确不好。他安慰我,也鼓励我,我要下车的时候他不收我的钱,然后忽然跟我说,林先生,每个行业都很辛苦,我们每天在台北这样的交通状况里跑来跑去,也非常辛苦。他大声地跟我说,林先生要加油!讲完他就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马路上,阳光很大,我很感动。

 

在收到司机的鼓励之后,林怀民重组云门,不但要拾起舞蹈的梦想,也要完成他更多的社会期望。

 

林怀民:我很清楚成立一个舞团干什么:我要到偏远的地区、到乡间,为基层民众演出。这后面有两件事,一是60年代美国的总统肯尼迪组织了青年和平工作队,到很落后的国家去服务;二是我在海外的《人民画报》上,看到了大陆“文革”时期赤脚医生的事,我很感动。所以那时候我组建舞团,没想过到全世界的首都去演出,想的是到乡下为基层民众演出。

 

从最初的时候开始,云门的舞者就来自社会中下阶层。他们并不是当时社会最优秀的舞者——最优秀的那些人,都在知名的剧团里跳着经典芭蕾,不会来理会林怀民的“草台班子”。可是这些人有着和林怀民同样的梦想和热情,也正因为各自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没有在家里弹钢琴的”,所以更能演绎出生活的本态。

云门也从一开始就坚持,同一出戏,既在国际大舞台上演出,也到乡间演给农村阿伯看。1999年,云门专门成立了子舞团“云门舞集2”,一团负责到国际上演出,二团则专门负责把舞蹈带到学校、小区。

此外还有大型户外公演。这样的演出始于1995年,每年在四个不同的城市举办,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俨然成为台湾社会定期的文化仪式。有一年他们赴宜兰演出,虽然午后一场大雨淋湿了草皮上观众的座位,但这却无法浇灭当地市民竞相前往的热情。

看完表演的观众纷纷叫好。他们说,他们没有机会到都市去,他们是乡下人,而云门却把表演送到了他们眼前。有位前来观看的老太太已经100岁了,却依旧看得津津有味,赞赏的神情让旁人看了都感动非常。

还有人竟专门为了看云门的演出而买了新的布鞋。这位操着一口带着浓烈方音的国语的中年阿伯,小心翼翼地说,来看这样“国际有名”的表演“穿拖鞋不行”。他对云门的认知只来自于报纸和杂志上大篇幅的报导,看完后除了一句“艺术气质不错”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但神情却异常兴奋,目光里满是惊叹、尊敬和喜悦。

台湾作家陈映真如此评价林怀民:“他念兹在兹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想要解放它,让那些买不起票或因各种各样的机缘不能来中央艺坛的老百姓也能看。而他们也非常沉醉、高兴地欣赏林怀民的戏曲。我想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仍有他们审美的高度和可能性。他也表演了不止是一次而已,如果老百姓不接受,他做不下去,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巡回。我相信是舞者受到了乡下观众的教育,在观众的掌声里他得到了成长,所以他们仍然会被理解。怀民的这点,让我个人一直非常尊敬。”

 

林怀民:我一辈子得过很多舞评、奖赏跟鼓励,可是我一辈子最好的舞评,是在一个医院里得到的。

我的母亲生了病住在医院里,我去陪她到晚上一点。我离开的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一位先生,他跟我说,很高兴见到我,同时他要我回去跟云门的舞者郑重地致谢。他说——台湾那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震得一塌糊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停掉了原本的排舞,开车去灾区参加重建工作。我们派了七八个老师住进地震灾区去教小朋友们跳舞,教了4年,让大人可以去做复建的工作,让小孩子的心理可以疏脱。同时云门舞集也在进行筹备,在地震一个月后,我们到灾区去做户外公演。当时来看的有好多好多的人。

这位先生就跟我说,地震之后,他们一家三代都住在一个竹棚子搭的车库下,云门一来,他们家的老先生、老太太跟小孩子们就会微笑,所以他要我谢谢云门的舞者。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得到的最大的鼓励和最大的恩宠。

 

本是去灾区安慰灾民的云门,却在那里得到了群众的鼓舞。当云门前来演出的消息散播出去以后,本来仅剩万余人的地方,竟一下子涌来了三万人。表演结束后,三万人像海浪一样站起来鼓掌,让林怀民和舞者们都非常感动。

感动的另一面,自然是格外认真、努力的训练,当然这对云门的舞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们都是一群与艺术合而为一的人,台湾著名的舞者里,有许多都出身云门。

2002年春天,云门在欧洲巡演,四月份来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不幸的是演出期间全团食物中毒,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上吐下泻,连一向意志力最坚强的林怀民也病倒了。

然而长期的训练和培养,让团员们展现了高度专业与敬业的精神,舞者忍着腹部的剧痛,发着高烧仍然坚持上台演出。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就连世界上最严苛的舞评也会感叹:他们是“最好中的最好”(the best of the best)、“你若是错过了云门舞集的表演,那么你已经与完美失之交臂”。

2001年,林怀民编作了《行草》,在此之前云门的身体训练早已拓展到舞蹈以外的领域,打坐成为《流浪者之歌》的基础、《水月》的动作原型来自太极导引。而在排练《行草》期间,为了体会书法的行气和笔韵,舞者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临帖习字。

 

林怀民:舞者不再去讲究技术。技术后来会到达,而他整个的思维要变成内观的,跟自己的身体讲话,当他在做的时候,他的意在也跟他身体里的气的流动形成一种对话。所以有些云门的舞变得非常有趣,像《水月》,用巴赫的音乐,很沉稳、很慢。有些舞者眼睛就那样垂着,不看观众;他从头到尾不是在演出,是在做一次呼吸的旅行。

最有趣的事情是,到最后,观众不止得到视觉的享受,还有呼吸的共鸣,所以大概演出三五分钟之后,观众开始跟着台上的舞者呼吸,非常沉静而松驰。演完以后,很多人不想离开,就在戏院里待着;有些人甚至会哭。台上没有《梁祝》之类的故事,没有情节什么的,可是因为呼吸共鸣所带来的安静,观众会慢慢松弛,起鸡皮疙瘩、哭。这很有趣,当初没有料到会走到这个地方来。

 

1993年,成立二十周年的云门首次来到大陆进行演出。那一次带来的作品是《薪传》,尽管讲述的是台湾的故事,但民族的奋斗史同样让大陆观众感动至极。连很多业内的人也说,云门的表演无疑给大陆舞蹈界带来了一次“地震”。

十四年后云门再登大陆舞台,同时带来了早期的《白蛇传》《红楼梦》和后来的《水月》《行草》,又一次引发了观看狂潮。林怀民为这样的成绩所鼓动,也期待能够在大陆市场上有更多的作为。曾任台湾当局“国策顾问”的林怀民,除了关心舞剧的设计和舞团的演出,也一直关心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

他一直为表演通路问题的解决而忧心,而文化团体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事。

即使到现在,云门也仍然为“钱”而苦恼,除了努力为演出卖票并发售DVD挣钱之外,林怀民仍要四处拉赞助,一年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够用于编舞。已经上了年纪的他有时也会笑说:“我的腰也是很软的。”一面显示自己功力还在,一面也透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无奈。

2008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云门的排练场,许多音乐资料和舞美道具付之一炬。这一烧才让很多人知道,原来大名鼎鼎的云门舞集,所用的排练场只是租来的非法建筑物。“十六年来在违章的盛夏燥热、寒冬刺骨的铁皮厂房里排练,欧美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在台湾却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十分讽刺。”

不过一切仍要继续。

如今云门已获批在一块地上建立自己的永久基地,林怀民希望能打造出一个既能排练又能演出,还可以观光的文化中心,让观众得到更好的文化享受。为了既节约又高质量地建好这个基地,编舞大师林怀民事必躬亲,连厕所多少个、马桶买什么都要和建筑师一一细商。毕竟这笔钱来得沉重——火灾后,云门并没有向社会募捐,却依然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有企业一捐便是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捐来的一百元。这五千多个捐赠者,都成了云门的“股东”,林怀民说,他要对股东负责。

 

林怀民:出来做事就是,英文说stick your neck out,把头伸出去砍,反正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我宁可伸一伸,伸上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我不要在家里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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