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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荡子胡兰成 文 / 刘聪 更新时间:2011-9-28 14:13:05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他可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才子。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乡村农家,家道清贫,十二岁时,被一个没有儿子的俞姓人家收为养子。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农家,义父是一个富有且善良慷慨的人,立意要把胡兰成培养成一个读书人,这样他才有机会去杭州读书。
义父有一个妾,也就是胡兰成在这个家里的庶母,是一个精刮利落的女人。丈夫去世以后,她按照丈夫生前的意思给胡兰成定了一门亲事,女孩叫玉凤,又给胡兰成买了一套带竹园菜地的楼房,于是二十岁的胡兰成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但他对玉凤并不满意,掀开盖头见到新娘的第一眼就不喜欢,新婚之夜他是在母亲房里度过的。
这个玉凤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乡村女子,与胡兰成在学校所见到的白衫黑裙的新派女子根本没法比,也不懂得女性的妩媚娇俏,浑身泥土气。胡兰成自己小时候长得团头团脸,所以一直喜欢尖脸的女子,偏偏这个新娘长着胖圆脸,让他更是不喜欢。但这个妻子却非常质朴贤慧,孝顺婆婆,善待亲人。胡兰成当时已从学校毕业,在村里的小学校教书,生活也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了。
后来,受新时代风气的影响,胡兰成想去北京读书,进京后就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了一个抄写文书,偶尔也旁听一下教授们的讲座。
后来由于时事动荡,他又辗转回到家乡,百无聊赖中又不甘寂寞地跑到杭州的一个姓斯的朋友家寄住,希望能找到做事的机会。
这时的胡兰成已经做了父亲,但他禀性风流。
斯家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在读高中,平时喜欢读小说,胡兰成经常给她买小说、送小说,送了几次两人在情感上便有了一些瓜葛,斯家是一个门庭严谨的家庭,马上让胡兰成离开了斯家。
胡兰成有一个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当校长的表哥,因为这一层关系,胡兰成后来又到了这个学校教书,不久又转到了湘湖师范学校。
在杭州教书期间,胡兰成又与一个于姓同学的妹妹恋爱,这个于家是杭州的大家族,家势显赫,胡兰成贪恋杭州的繁华,希望能做成这门婚姻。但这时的玉凤已经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再加上家里母亲的压力,这一段感情也就不了了之。  
玉凤在家里也听说过一些丈夫的事,终日惴惴不安,到死都在担心丈夫哪一天会一乘轿子把自己打发回娘家。因为胡兰成曾亲口对她说过,和她结婚以来从没称心如意过。因此她曾抱着出生三个月的女儿专门跑到杭州,但她的山乡打扮,与学校里的女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们比起来,只是让胡兰成更加反感。
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只维持了七年。玉凤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结婚后又始终为丈夫对自己的态度而忧心忡忡,夜不能寐,身体终于一病不起。
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胡兰成四处借钱给玉凤治病,却没有借到,反而从俞家的庶母那里受了不少难堪。对于玉凤的死,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妻子去世后,胡兰成仍然是独自在各处教书为生,但他并不甘于平淡,踌躇满志的他写了一本散文集《西江上》,并抱着投石问路的心理寄给了文坛主将鲁迅。这一举动虽然没有让他与鲁迅就此结缘,但却表露了他跃跃欲试的雄心。
在广西的一处中学做教员时,有一个叫李文源的单身女同事,是一个共产党员,胡兰成与男同事在一起闲聊时,大家拿李文源做话题寻开心,有人问胡兰成敢不敢去亲李文源,胡兰成竟然二话不说,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一直走进级主任李文源的房间里,抱住她亲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走。这件事在校方和同事们中间传得沸沸扬扬,胡兰成却并不以为然。直到学期结束时,校方将他和李文源一起解聘。李文源的声名受损却又无可奈何,再加上一时没有去处,就想从此跟着胡兰成,但胡兰成却听了同事的话,以她“不宜于家室”为由,弃她而去。不久,他考虑到“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如此就娶了全慧文”。
全慧文并不像胡兰成说的那么普通,她喜欢吟诵古文,喜欢吹箫、弹琴,还会拉二胡,喜欢与孩子下象棋。她曾在小学教过书,因此能自弹自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板桥道情》、《孟姜女》、《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古曲她都弹唱得来。全慧文的容貌算不上美丽,而且胡兰成在娶她的时候没有动过感情,婚后的生活当然枯燥。但她为胡兰成养育了四个孩子,是为胡兰成留下子嗣最多的女人。
在广西时,胡兰成与两广军界人士有较多来往。1936年前后,国内抗日的风声已经很紧急了,胡兰成受聘编辑《柳州日报》,主张发起对日抗战,因言辞激烈被桂林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监禁了三十几天,后来他写信给在南宁的白崇禧才得以释放。出狱后,白崇禧又赠了他五百元的路费,让他携眷返乡。
1937年,胡兰成又辗转到了上海,任《上海日报》的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到了香港,任《南华日报》的主笔,凭着一支笔杆,胡兰成为了生存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在自传性著作《今生今世》一书中,胡兰成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也是一个不甘于清贫、始终蓄势待发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言:“我是个俗人,世上富贵荣华我都爱,只是不信伏权力。”
胡兰成的笔锋确实犀利,但却不是一种秉笔直言的刚正不阿,反而是一种身外无物的无所顾忌,有孤注一掷的冒险家的味道。他的心中并没有凛然的正义,所以也就不会有对人、对事、对国家、对民族的仗义执言。四处漂泊的胡兰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需要的是赤胆忠心的赤子,一个没有气节的荡子,不可能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位置。
后来的事实就佐证了这一点。
抗战开始后,主张走和平路线的汪精卫为了组织伪政府而四处物色人才,当时已经享有盛名的人,往往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走到卖国求和的队伍中,而肯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只有一些想在乱世中取巧的人。胡兰成主编报纸的经历使他在当时新闻界小有文名,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在一片骂汪的声浪中,胡兰成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战难和亦不易》,这无疑是一篇为汪精卫壮声色的文章,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看后非常赏识,于是让陈璧君的侄子登门拜访胡兰成,并给胡兰成传信,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政府。而汪精卫的夫人也屈尊出面,亲自在香港会见了胡兰成,这对于胡兰成来说,真是佛光普照。不仅月薪猛增,一个月三百六十元,而且还有两千元的机密费。他经常出入汪精卫在香港的寓所,为汪精卫的幕僚们作政事报告,汪精卫甚至亲自为胡兰成端茶递水。胡兰成从此被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文胆”。
1939年春天,汪精卫回上海组织伪政权,专门发电报邀请胡兰成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职。在这一时期,胡兰成备受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青睐,甚至与日本人的关系比与汪精卫的关系还要亲密。这使他有时候也敢与汪精卫抵触,身后有日本人撑腰,汪精卫有时也奈何不了他。
胡兰成在香港时期开始了他事业的辉煌期。
这时的他交游广泛,香港又是一个风气开化的地方,他身边从来少不了女性的身影。全慧文为此与他吵闹,这在胡兰成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因为他娶全慧文只为有一个照顾他生活的女人,而不能允许这个女人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全慧文有精神病,周围的人也真的同情他,把全慧文当精神病人来看待。
后来胡兰成从香港回到上海,为了躲开全慧文的抱怨,他常常呆在旅馆里写文章、会客人。这时他遇到了另一个女人英娣,这是上海百乐门的一个舞女,艺名小白杨。胡兰成在上海定居后,替他管家的是侄女青芸,这是他已故三哥的女儿,从小跟着胡兰成和玉凤长大,叔侄情深,为了替胡兰成照顾玉凤留下的孩子,甚至延误了自己的青春。青芸发现胡兰成在外面又有了情人之后,觉得叔叔长期住在旅馆不妥,于是出面跟英娣谈明条件,让她不许干涉家里的事,不许虐待全慧文以及孩子们。英娣答应后,青芸把她接到了家中。由于胡兰成一直是奔走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他在南京也有住所,所以在英娣住进上海的家里之后,他就把全慧文安置在了南京。而他与英娣的生活也并不长久,因为很快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张爱玲。
就是这样一个胡兰成,在文学上确实有着过人的才情,有一支赖以飞黄腾达的利笔,所以才会在看了张爱玲的《封锁》之后,连连叫绝,非要亲自拜访张爱玲不可。
而出身名门贵族、文才超群的张爱玲就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又一段文字情缘。
从尘埃里绽放爱情之花
胡兰成读了张爱玲的小说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四处向人打听,凡是有关张爱玲的事情他都孜孜地喜欢听,听别人夸张爱玲,他也跟着高兴,还没有见到张爱玲本人,自己却已经把两个人混淆到一起了。不久,苏青又给他寄来了下一期《天地》,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作品,还附上了一张照片,胡兰成看着照片和文章,自己只是傻里傻气地高兴。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他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向她详细打听张爱玲的事情。
苏青告诉他,张爱玲是不见人的。但他坚持一定要去见她,苏青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写下了“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胡兰成简直等不及,回家安顿了一下,第二天就去拜访张爱玲。但张爱玲真的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不甘心无功而返,就随手写了个纸条,从门洞里递进去,字条上是自己的姓名、身份和电话。
张爱玲的待客习惯在文人圈子里是比较出名的,和她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世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地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会更振振有辞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让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的脾气。
潘柳黛的这段描述带一点讽刺的情绪,但并没有夸大事实,不肯随俗从众正是张爱玲的一贯风格。张子静曾引述过张爱玲的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隔了一天,胡兰成在家里刚刚吃完午饭,电话铃响了,他接起来一听,竟然是张爱玲!
她想来拜访他!
当时胡兰成住在上海的大西路美丽园,与张爱玲的家相隔不远,所以很短的时间她就敲响了他的门。
这样的事情非常出人意料,但其实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胡兰成知道张爱玲这个人之前,张爱玲却是早已听说过胡兰成的大名。因为她和苏青是很好的朋友,她从苏青那里听过不少称赞胡兰成的话,只是她不知道苏青和胡兰成之间已有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前,张爱玲还和苏青一道为救胡兰成去找过周佛海。原来,胡兰成虽然投身汪精卫,但在政治主张上与汪精卫却时有冲突,甚至闹到要决裂。由于胡兰成与日本人交情深厚,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山和池田笃纪举办了一个“中日恳谈会”,邀请胡兰成参加。胡兰成在会上说:“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这番话后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池田笃纪是胡兰成的好友,他特地将文章译成日文发回国内,首相近卫文
和反对侵华的石原莞尔都看了,而且驻华日军的校级以上军官也都全体传阅了。胡兰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陡升,池田等人更是称他为“小诸葛”。但胡兰成的这篇文章却惹恼了汪精卫,他认为胡兰成是蛊惑人心,而且是对他的背叛。于是,盛怒之下的汪精卫下令将胡兰成抓进了政治局牢房。张爱玲本来是不懂政事的,但从苏青那里她得知了胡兰成的境况,竟然起了怜才之心,还和苏青一道去找周佛海,为胡兰成说情。虽然她们的这一行动并没有多少功效,但这种情分里,我们恍惚看到了她的祖母对落魄祖父的怜恤。
尽管已经在杂志上见过张爱玲的照片,但初次见面还是让胡兰成觉得非常突兀。张爱玲在当时的女性中,算是身材很高的,有将近一米七的样子,再加上她的瘦,整个人看起来还要更高一些。而胡兰成不过是中等身材,在张爱玲面前,只觉得她是顶天立地的。张爱玲走进他的客厅里时,他竟觉得客厅显得拥挤,这也是因为张爱玲在他心里空间已经非常突兀地占据了主位。可是看张爱玲的神情,又觉得她和这样的身材如此不相称,脸上带着涉世不深的幼稚相,像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可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也没有,简直让他很难把她与作家的身份连在一起。
胡兰成在情感上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女性,但没有一个像张爱玲这样特别!
在他眼中,张爱玲“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服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的样子”。
初次见面,胡兰成觉得张爱玲并不美丽,而且也不像看她的文章那样由衷地喜欢她,只觉得应该客气小心地对她,不能伤害到她。但是,张爱玲的言辞谈吐却让胡兰成知道了什么叫“惊艳”。
在文才上颇为自负的胡兰成,并不想就这样被一个小女子折服,他有心夸示自己,于是向张爱玲批评当时文坛上的流行作品,把自己的见解一一摆给张爱玲听,甚至谈到了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然后又谈到自己在南京的一些政事。
张爱玲在胡兰成的客厅里一坐就是五个小时,这对于不善与陌生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她还听得津津有味,逢有胡兰成问到她的地方,她才回答。胡兰成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她也毫不在意地如实相告,一点不觉得对方问得失礼。
其实,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是情投意合了,但也许是发生得太快,来得太突然,所以两个人都不觉得。
从胡兰成家里出来的时候,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两个人并肩走着,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互相之间却并不觉得生疏,以至于即使一时无话也都没感觉到有尴尬的空白,两人的心已经是很亲近了。所以胡兰成才会突如其来地对张爱玲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突兀,但其实前面是有潜台词的,只是这潜台词在两个人的心里,无声胜有声而已。只这一句话就让两个人真真切切地和对方亲近了,因为互相都明白了对方心里的话,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犀相通。
古人有云:英雄不问出处。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糊涂。而爱情也是不问出处的,因为是糊里糊涂的爱,不能够条分缕析的。
张爱玲本来就对世事有一点糊涂,懒得理会大的时代风云,让她在恋爱发生之前,对胡兰成做一个人格考察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这一段由对文学的爱悦而生的爱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始了。
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四岁,从年龄上看,属张爱玲的父辈,而且还有妻妾儿女。但张爱玲视若无睹,她就是这样的自我。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这个从高门巨族中走来的张爱玲,见识了家族中光怪陆离的男女情事,离奇的、世俗的、悲剧的、龌龊的、变态的、诡异的,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上,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到底还是纯粹的。
第二天,胡兰成直接去看张爱玲。张爱玲穿着宝蓝色的绸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脸像月亮一样的亮白。而她客厅里的陈设与胡兰成所见过的都不同,有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的刺激性。三国的时候,由于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的房里竟然感到胆怯,而胡兰成在张爱玲的房间里,也有同感。这并不是说张爱玲房里的陈设有多么豪华,而是因为这里有别具一格的气象。胡兰成在这里坐了很久,一味地为自己壮声色,滔滔不绝地对张爱玲讲自己的生平经历,又讲一些时局道理,张爱玲还是孜孜地听,心里眼里只有崇拜!
她在小说世界里精刮伶俐,善能揭穿世相,但在胡兰成面前却只愿做个听众。
在此之前,胡兰成听说过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之女的姻缘,因此就和张爱玲谈论起来。当时胡兰成因为与汪精卫之间的隔阂未除,虽然有日本人做靠山却也自觉是英雄落难,所以言辞间颇有与张佩纶比拟的意思。在这一点上,胡兰成未免有些不自量力,张佩纶虽然是兵败而落难,但他毕竟是个爱国忠臣,朝廷想议和的时候,他是力主抗战的人,而且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他给李鸿章写信极力反对,算得上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胡兰成以一个文化汉奸的身份来自比张佩纶显然是无知的狂妄。但他与张爱玲之间因为文学而生的情缘,说起来却真的是与张佩纶夫妇相近。
从此以后,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定去看望张爱玲一次,一连去了三四次后,张爱玲的神色间多了一重烦恼,胡兰成是一个情场高手,他知道张爱玲是真的爱上了自己,否则是不会有这样委屈凄凉的神情的。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送去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不要再去看她,却并不说明为什么。胡兰成不以为意,立刻又去了她家,张爱玲见他之后,眼睛里只有喜欢和不言自明的爱,从此胡兰成就天天出入张爱玲家。
有一次,胡兰成说起自己从杂志上看到的她的照片,张爱玲第二天就找出来送给了他,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个如此孤高自傲的女子,却如此屈抑着自己,这屈抑的原因是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在张爱玲那里留连了几天后,胡兰成又赶回了南京,在南京他很快就收到了张爱玲的信。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南京家里有妻室,但信中只有爱的期待,而没有丝毫抱怨。
对张爱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场爱情,她是全身心地投入,盲目而且痴迷。胡兰成对张爱玲也有爱,但这份爱是路边赏花,虽然心旷神怡却还是要赶路前行的。
这时,胡兰成与全慧文的婚姻还存在,不仅如此,他在上海还另有家室,因为他当初娶全慧文不过是想有个洗衣做饭、一起生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难以满足他的心愿,所以他在上海时又认识了百乐门的年轻红舞女英娣,这样全慧文老实本分、一心一意为他生儿育女,英娣则红袖添香常伴在他左右。但喜欢上张爱玲之后,他每次从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张爱玲,在那里谈情说爱之后,再尽兴而归,回到美丽园的家中。
自从与张爱玲相爱之后,胡兰成每次回上海一呆就是八九天,总是清晨去晚上回来,两人在房里相伴并不出门,总能寻到兴趣盎然的话题。
两人说话的时候,张爱玲常有明心见性的精到见解,这并不是说她有佛性,而是她眼光伶俐脱俗,普通人觉得俗的东西她能见出雅,而普通人奉若神明的去处,她又能轻易堪破。但她也并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她只是太聪慧了,不肯被众声蒙蔽了而已。而胡兰成到底是个俗人,世俗人有的缺陷他也都有,在张爱玲面前,他越是急切地要表现自己,越是像生手拉胡琴,辛苦生涩吃力,自己觉得懊恼烦乱,却又不甘心示弱,总是一句话说了又改,改了又悔。虽然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处处吃力,但张爱玲还是喜欢,她觉得胡兰成的吃力像是山西梆子似的,每一点表达都像是要把脑髓都砸出来的样子。
这就是恋爱中的女人,爱一个人会爱到泛滥,她喜欢听他说话,在她一向孤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空白,可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人,一个成熟的男人,只要有他在,她就觉得满足,觉得房间里处处都是他的人,都是他的气息,她觉得两人这样相处,就好像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喜欢是全盘接受,就像她自己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她的笔下从来不出现完美的人或完美的男人,因为她自己就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彻底的人,在她的眼里,人大多是不彻底的,大多是灰色的。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人生的悲哀,反而是很切实的人间味,是凡人就必然会是这样不完美、不彻底。
胡兰成初次和她见面之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赠给她,我们无从得知诗是如何写的,但胡兰成后来自己觉得笨拙无味。张爱玲看了之后,只对他说很好,胡兰成回信说她太谦虚,不该这样赞美他。张爱玲回答他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是一句不向世间问是非的话,她所说的慈悲并不是同情怜悯的慈悲,而是明了于心的受之当然。这也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贯心态。她的笔下尽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她却从来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愤世嫉俗,笔下尽是小奸小坏的人,却从来不见她惩奸罚恶。这一些都包含在她那一句话里,那就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在她眼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胡兰成在她眼里也是如此,时代已经被破坏了,而且还要继续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活着,而且要负荷着这个大而破的时代继续活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做救世的英雄,大多数人只能是各作姿态地活下去,胡兰成即是如此。
她能懂得这一个时代中的人,又怎能不懂得胡兰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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