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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长春铁路局 文 / 顾达寿(俄)口述 郑少锋执笔 更新时间:2011-7-19 16:09:27
 
在长春铁路局 奔向哈尔滨 1951年秋天,我和我的同学提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被派遣到中国东北的大城市哈尔滨,在苏联代管的长春铁路局哈尔滨分局工作。那年我刚满22周岁,正当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龄。记得登上开往苏联东部边境的列车时,想到我第一次离别祖国,第一次远行奔赴我向往的中国,心中依然怀着一种眷恋故土的情绪。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我想起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选择和学习中文的始末,想起教育培养我的校长和老师们,他们在我临行前对我的勉励和祝愿感动着我。我在心里默默地发誓,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学习,加倍努力地工作,以报答教育我的恩师,报效养育我的祖国。当我们与来迎接的中国同志握手拥抱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想,从现在起,我将踏上新的岗位和新的人生旅程。这将是我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全新的转折点。 长春铁路局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管理中心,是从接管原来日本人管辖的南满铁路全线后由苏联帮助组建成立的。新中国诞生后,按照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当时的长春铁路局由苏联派遣的专家与中方人员共同管理。我在长春铁路局哈尔滨分局担任苏方主管局长的助理兼翻译。那时候,长春铁路局和哈尔滨铁路分局都设在哈尔滨市。当年的哈尔滨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文化中心,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它位于长春铁路局两条主要铁路干线的交叉部位。一条铁路是从西向东即从满洲里到绥芬河;另一条铁路是从北向南即从哈尔滨到大连。这两条铁路干线都在哈尔滨交接延伸。我们苏联人当年为修复建造这两条铁路干线的主要路段派遣了大批技术人员来哈尔滨。同时,我们在哈尔滨建造了许多房子,如今在哈尔滨市还保留着当年的俄式建筑。 我第一次到哈尔滨就感觉到这个中国北方城市有许多俄罗斯的特色,就连哈尔滨人的某些方言也同俄语相似,比如他们称面包为“列巴”,水桶为“维得罗”,连衣裙为“布拉吉”,监狱为“巴篱子”。这些称谓与俄语同义单词的发音非常相似,很显然是从俄语中吸收来的外来语。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这期间,我不仅熟悉了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同时有机会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许多在学校和教科书上学不到的知识,并且使我在驻外工作实践中开始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 我第一次到中国在哈尔滨的经历同样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了自己独立工作的实践,开始了我生命中的中国生涯。从此,我的兴趣、我的愿望、我的梦想都开始植根于我眷恋的这个东方大国的土地。我的前途和命运与我的祖国的友好邻邦中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我的中国朋友 那时候在长春铁路局有一千多名苏联专家,加上在中国东北各地铁路沿线工作和居住的苏联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多达三千余人。按照苏中双方签订的协议,由苏联专家参与管理的长春铁路局将为中国培训大批懂技术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应该说,在这里工作的苏联人与中国人都相处和睦,配合默契。在哈尔滨分局任职的苏中双方领导更是以友谊为重,遇到什么问题或是做出什么决定都由双方讨论并协商解决。当然,作为苏方的首席翻译,为双方的共同利益,我的工作十分努力。为此,我也受到双方领导的好评和赞赏。 我感受到中方人员对我们苏联人很尊重,而且非常热情。中国人很好客,又很讲朋友义气,即使对外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待人诚恳,助人为乐。我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感受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传统友谊和中国人“与人为善”的朴实感情。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个人与中方代表董力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董力是我遇到的令我一见如故、肃然起敬的一位中国同志。他很随和,为人正直。他年长我十来岁,对我很关心,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那英俊的脸庞、坚毅的目光和真诚的谈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在中国结交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 我和他除了在工作中互相配合,在业余时间里也经常交往。他很赞赏我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文的痴迷,鼓励我尽可能利用在中国的语言环境尽快地学会更地道的中文。他经常带我出差,巡视哈尔滨铁路沿线路段,或去更远的地方。我记得我到过沈阳、长春、牡丹江、满洲里、绥芬河等城市。同时,他很热心地帮助我学习中文,尤其是教会我关于铁路方面的中文专业词汇和技术术语。他是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他说的浓重的中国北方话让我学会了比较标准的汉语。现在想起来,我在自己的中国生涯中,最初是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到哈尔滨不久,我不仅是与中国人用汉语熟练地会话,而且开始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习俗。在这方面,董力真是我的好老师,我跟着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记得他常对我说,你要想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应该读中国的八大古典名著。他给我举出这八大名著是《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瓶梅》和《孙子兵法》,并且还要读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其他著名诗人的诗词。他告诉我,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现代汉语和中国历史的源头和辞典。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你要学习中文就必须通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并且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我记得几年后,我陪同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在杭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也对我说出了如上的话。当时,毛泽东向我建议应该通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曾经对毛泽东谈到我已经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七部中文版的中国古典名著小说。毛泽东很高兴地夸赞了我,并且建议我从研究中国的古典名著和唐宋诗词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其实,当我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的书名,也听说过中国唐代三大诗人的诗词,但是我当时的中文水平还不能阅读和理解这些作品。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在苏联弄到这些中文书籍并非易事。由于这些书籍在我们国家很少,甚至连比较好的汉俄词典和俄汉词典也非常少,只能在大的国家图书馆里才能看到。我记得当时用得最广泛的是梅季尤萨编撰的中英文词典。那时候,我们先是借助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学习中文词汇,然后再变通将中文词汇抄写在笔记本上记熟。 我到了哈尔滨以后才在书店里看到了中国人编撰的俄汉词典,还有俄语教科书。这是因为新中国诞生后我们两个国家已经成为友好邻邦,在中国开始兴起了学习俄语热。首先是在哈尔滨和中国东北城市的学校里开设了俄语课。不久,在哈尔滨建立的外语学院聘请了苏联教师任教。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为巩固苏中两国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中国开始培训大批俄语翻译,同时在高等学校各系科专业都开设了俄语课程,并且选派优秀的学生赴苏联留学。 听了董力的建议,我开始在参加分局的工作会议上更多地实习自己的汉语听说能力,同时在工作中和在业余时间里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交往。我还经常光顾书店和商店,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在中国有不少用汉语配音译制的苏联影片,这对我学中文很有吸引力。 那时候,在哈尔滨的长春铁路局有两个俱乐部,一个是中国铁路员工俱乐部,另一个是为我们苏联人开办的俱乐部。晚上和周末,我除了与我的苏联同事到苏联人俱乐部看苏联电影、跳舞,更多的时间是去中国人俱乐部看中国电影。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曾经看过一部中国影片是《三毛流浪记》,那是一部很滑稽的喜剧片。还有一部中国影片是《白毛女》,女主人公喜儿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催人泪下。我从中国电影里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我在哈尔滨与我的中国朋友坦诚相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淳朴的哈尔滨人 有一次我还特地去了一家澡堂洗澡。那是一家很普通的旧澡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热水池,大家都泡在这个水池里洗澡。当我出现在他们中间时,所有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也许在这个澡堂里难得见到外国人。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笑着跟他们大声说话,他们也不觉得拘束了。有个人还主动凑到我身旁来给我搓澡。洗完澡,我又和中国人在更衣室里喝着茶,轻松地闲聊起来。 我有意识地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里,接触普通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各种轻松的话题。说实在话,对我来说,要完全听懂中国人说话仍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哈尔滨的老百姓不全是东北人,也有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他们说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有不少人说的是方言。这些南腔北调使我知道中国的语言中有这么多的方言,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别还很大。这是俄语和其他外国语不曾有的特点。当然,我不可能全部听懂,我只能听懂中国的东北话和接近中国北方话的方言。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听懂我说的汉语,这使我感到很兴奋。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汉语表达能力确实有了进步。但是,我对中国的方言至今仍然不甚了解,也不能完全听懂。 我曾经问董力和别的中国同事,他们也说有的方言不能完全听懂,尤其是听上海话、温州话和广东话感到头疼。既然中国人尚且如此,我也就多少原谅了自己。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语言,你不可能通晓和熟悉汉语的每一种方言。现在回想起多少年之后,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期间,曾经有一次陪同尤金大使到北京某医院看望正在养伤的邓小平时,他也很诙谐地指出我能听懂北京话,却不能完全听懂他说的四川方言。 因此,我现在依然认为,即使你是汉学家,也不能自诩精通汉语。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学太丰富了,它是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孕育的文化。你只能去认真地学习它,深入地研究它。从那以后,我下决心要读好中文书。按照董力的建议,我先在图书馆借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 我刚开始读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这时候,我才知道这部小说的语言与我所学的现代汉语大不相同,小说中的词汇有许多是我未曾接触的。我很费劲地读了几页,却没有完全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我体会到,要真正学会汉语的难度其实还很大。可是我没有灰心,下定决心一定要读懂它。于是,我通过查汉俄词典学会新的中文词汇,遇到不理解的词汇和语句,就向董力和其他中国同事请教。就这样,我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总算将这部古典小说读完了。接着,我又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另一部古典小说《水浒》。而我读这部小说的速度显然比读第一部小说快多了。 当我在闲暇时向董力谈起我的读书体会时,他很为我高兴,同时也很赞赏我求知的毅力。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和过去有许多中国人也不曾阅读过这两部古典小说。他们也许是听“说书”或观看戏剧知道了这些故事。我不明白什么是听“说书”。他说“说书”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文化。我又感兴趣了,问其详情。他说会找个时间带我去听听,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有一天周末下午,董力特地请我到一家小餐馆喝东北的“老白干”酒。那是我第一次同他单独在那家小餐馆里开怀畅饮。中国白酒其实比俄罗斯“伏特加”的酒精度数高,但是喝下去还感觉挺过瘾的,可是喝多了就会醉。所以中国人就用那种很小的酒杯(即酒盅)慢慢品酌。他们喝酒常常是在节假日朋友聚会的场合,有时候是亲友之间的结婚庆典和祝贺生日,或者是适逢其他喜事。 我在那里看到满座的东北汉子也跟我们一样举杯把盏,喝得很痛快。他们热情地向我们问好,有两个健壮的小伙子还端着酒杯走过来同我们干杯。他们的朴实和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在那天,我学会了使用筷子,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铁路分局的俄式食堂用餐,或者是同苏联人到哈尔滨的俄罗斯餐馆喝酒,用的餐具全是金属制的刀叉。那天我在这家小中餐馆里看到中国人使用的筷子是用木头或是用竹子做的,很简单,用起来也很方便。这以后,我就改用筷子吃饭了,而且常常有意去铁路分局的中式食堂就餐。 那天傍晚,我和董力从那家小酒店出来,心情特别好。我们沿着热闹的街市散步,看见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同我们一样兴高采烈。他们热情地向我问好,有的中国人对我竖起大拇指,用俄语对我说“哈拉少!”(俄语“好”)。我也很高兴地向他们问好。 在我旅居哈尔滨的日子里,每天我都感受到淳朴的中国东北人的真诚和豪爽性格。我在长春铁路局又结交了几位中国同事,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与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后来,我介绍他们认识了也在我们铁路局当翻译的苏联同事,他们也成了好朋友。我至今还记得这几位中国朋友的名字:财务处副处长韩同万、铁路段副段长杜忠和、女打字员石卫敏。 迷人的哈尔滨风情 哈尔滨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这里的人民曾经历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日本帝国的殖民奴役,是新中国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他们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友好邻邦苏联、对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深表感激之情。 有一次,董力问我:“你在哈尔滨是不是有如在自己的祖国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的感觉?”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他接着说道:“你不知道,我们对你比对其他苏联人更亲切。这是因为你会中文,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障碍。”随后,他故作神秘地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是一个你没有去过的休闲娱乐场所。我想你一定会对那里感兴趣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来到市区中央街道上一家比较大的类似餐馆的屋子。我们走进去,我看见那里聚集了不少人,摆放着好几张长方形的木制桌子,桌子两边是狭长的木制凳子。董力告诉我,这里是茶馆,不是餐馆。我这才注意到,里面的人都坐在那里在喝茶。每张桌子上放着陶瓷茶壶,还有好几个陶瓷碟盘,分别盛着瓜子、花生米和糕点,那是他们用以品茶的小吃。我还注意到,在第一排长桌前面是一个略高于地面的讲台。董力在后排长桌旁边找到了两个座位,便招呼我过去坐下来。 我们同邻座的中国人互相问好,他们很热情地召唤服务员给我们上茶。不大一会儿,大家鼓掌喝彩。原来是一位蓄着长须,穿着长袍的老者站到了讲台上。他同时敲着一面铜锣和一面大鼓,开始有声有色地说起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我仔细地听着,终于听明白了他讲的是《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当他讲的故事告一段落时,便朗声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随着一声锣响,全场立时报以热烈的鼓掌声。 这是我第一次在哈尔滨的茶馆里见到听说书的情景。说书人讲故事时的语调真是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我终于感悟到董力对我说过的这种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魅力所在。那次我在茶馆听完说书,很受启发。我对董力说:“说书人讲的那段故事就是《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走麦城’那一节。我读了中国明代著名作家罗贯中的这部历史小说,再听这位民间艺人生动有趣的说书,除了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加深了记忆,还对中国的语言艺术拓宽了理解。”董力微笑着拍着我的肩表示赞同。 他说:“今天我带你来这家茶馆之前,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对这里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茶馆的热闹气氛,更引人入胜的是你未曾见识过的听说书场面。因为这是汉语语言艺术的另一类表现形式,是你在苏联的学校里不可能领略的语言知识。” 这以后不久,董力又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请我去戏院看了一场京剧《武松打虎》,这又是我读过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故事。我早就从中文报刊中知道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独有的古典而又高雅的戏剧形式。那是我第一次在哈尔滨欣赏了京剧的富有特色的表演艺术。京剧的高亢而又圆润的唱腔、高难度而又精彩的武打,堪称美妙绝伦而又赏心悦目。 从那以后,我对中国的说书和京剧都非常喜欢,有一段时间简直到了非常入迷的境地。我常常在周末的晚上去茶馆听说书。遇有新戏上演,我便早早地去剧院等候开场。有时候我请中国同志陪同去茶馆,有时候邀苏联同事一起去剧院,但更多的时候是董力和其他中国同志买好戏票请我,因为我的苏联同事听不大懂京腔的汉语,他们也就不十分感兴趣。后来,我不想太麻烦我的同事和朋友,便常常独自去看京剧。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在哈尔滨观看的京剧《借东风》《白蛇传》《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传统剧目。 除了看京剧,我还很喜欢看越剧。这是源自中国浙江绍兴的地方戏。它的特点是唱腔非常温馨柔和,而且全是漂亮的女演员表演。因为当时的越剧是没有男演员的,剧中的男人角色也都由女演员扮演。我印象最深的越剧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演的是中国古代一对情侣的生死恋情,故事非常感人。这是我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的好戏。我还到剧院观看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二人转”,那又是另一种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表演艺术。 从此,我对中国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也丰富了我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随后,我又在业余时间读完了中国的其他古典名著,诸如《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桃花扇》和《孙子兵法》等,只是还有一部小说《金瓶梅》我一直没有看到。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男女性关系和色情描写的文字,在当时对公开出售和阅读这部小说仍有争议,所以我无法在当年的中国看到这部古典小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纽约一家外文书店里才买到了这本书。我记得,那还是由香港一家印书馆出版的。我读过之后认为,就它的优美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而言,它仍不失为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但是,对这部小说中过分渲染色情的不健康的描写,还是应当加以批判。 我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对这部古典小说的评价应该不是全盘否定的。据悉,现在中国知识界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我听说,在中国有学者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而将对《金瓶梅》的批判研究称为“金学”。 我特别迷恋哈尔滨的夏天。那里有一个景色秀丽的太阳岛。它和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为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无限风光。每逢夏日周末,我和我的苏联同事跟中国同志一道常常到松花江游泳,游到江心的太阳岛,在岛上晒日光浴,然后再游回对岸。那时候,我真的感到心旷神怡,虽然我远离我的祖国,但却没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我至今仍然十分留恋在哈尔滨度过的令我难忘的美妙时光。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有一次,董力和中国同志带我和我的两位苏联同事去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在那里了解了当年日本军队强占中国东北,烧杀掳掠,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我们也看到了不屈的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志。在那里我们亲眼看见了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烈士的相关历史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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