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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撤退 文 / [英] 约书亚·莱文 更新时间:2011-6-13 9:21:56
 
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反击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得成功,因为这是哥特勋爵最后的计谋了。 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进入比利时境内,这样一来,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在穿过阿登地区之后就绕到了大部分盟军的前面。装甲部队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人数上的优势,也不是因为技术上的优势。事实上,这主要归功于德军的勇猛和他们所采用的战争策略。德军把所有的坦克都集中在了一起,他们强调的是速度和进攻的势头。另外,德国空军的容克87俯冲式轰炸机也为装甲部队提供了必要的支援。面对德军的不断进攻,盟军只有被迫撤退,以防止被德军包抄。5月19日,英国远征军的第一军团第二军团撤到了埃斯考河沿岸。随后,英国远征军的总指挥官哥特勋爵把防御线上的部队增加到了七个师,其中有两个是预备役部队。 5月20日,英国内阁指示哥特让部队南移至亚眠地区。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英国远征军就会有被全部歼灭的危险。于是,哥特就选择了忽视内阁的命令。哥特决定用两个营的兵力再加上72辆坦克,一面在埃斯考河抵制德军的进攻,一面在阿拉斯地区发动反攻。虽然反击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但是英国远征军在反攻之初取得的胜利也表明了德军并不是战无不胜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英国远征军慢慢地陷入了德军的包围圈。随着比利时军队的撤退,德军的B军团行进到了远征军的左面和北面,而德军的A集团军则到了他们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之前,哥特向法国军队保证他们将在南面组织新的反攻,但他后来却又改变了主意,因为这样的反攻可能会让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5月25日,哥特命令军队在敦刻尔克附近建立防线,英国远征军将试图从英吉利海峡沿岸最大的港口撤退。哥特的这个决定最后挽救了英国远征军。 除了哥特明智而勇敢的决定之外,英国远征军还有很好的运气。因为德军装甲部队在距离敦刻尔克只有18英里时停止了前进。促成希特勒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很多:一是装甲部队的供给线已经延伸得过长;二是德国的步兵也需要时间才能赶上装甲部队。很多人都认为,希特勒会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尊重和为和谈作准备而让英国远征军顺利撤退。但后来看来,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天之后,希特勒就命令装甲部队大举向英国远征军进攻。但是,这三天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建立起比较稳固的防线,并让大多数的英军行进到沿海地区。所有的一切都让英军认为,全身而退是有可能的。 史蒂芬•霍利上尉(皇家工兵部队野战连) 任何的撤退都会破坏士气——但是我们从迪莱河的撤退对士气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预见随后的敦刻尔克大溃退。我们都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撤退,是因为比利时的军队已经完全崩溃了,这样我们的左翼就有了漏洞;如果我们不撤退,我们就有可能被德军包围。德军对我们右侧的法国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似乎很快就要击败法军了,所以,我们的右侧很快也会有漏洞存在。 吉尔伯特•怀特上尉(东萨里团第1/6营) 比利时军队在撤退时经过了我们的阵地。说得温和一点,他们简直就是乌合之众。他们乱成了一团,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士气。成千上万的比利时军从我们的阵地前方经过,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有很多士兵手里都没有拿步枪,很显然,步枪已经被他们扔掉了。他们也没有戴头盔,估计头盔也被他们扔掉了。我们找到了两名长官,并询问他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究竟要去哪儿?”他们回答说:“哦!我们要回去重新整合队伍。”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他们明明就是在逃跑。 安东尼•罗兹上尉(皇家工兵部队第253野战连) 14日,我们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上级只是让我们撤回埃斯考河——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退回到布鲁塞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两次在布鲁塞尔时所受到的对待差别有多大。11日清晨,我们经过布鲁塞尔时,那里的居民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但当我们14日撤退到布鲁塞尔时,居民们都一脸沮丧地看着我们。他们都很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德军就要打来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将要经历些什么。 安东尼•罗兹上尉(皇家工兵部队第253野战连) 在撤回时,我们的参谋并没有戴头盔,他戴了一顶红色的帽子。当我们穿过布鲁塞尔郊区时,一名狙击手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我们的上校说:“你们看见了,军官们——戴上你们的头盔!别把自己当成军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将是第一个被射杀的人!” 艾伯特•丹斯士兵(步兵旅) 当我们进入布鲁塞尔时,上尉走过来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正处于滑铁卢战役的前夜。”于是,上尉就让我们挖壕沟。那天晚上,我躲在壕沟里,听见外面有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很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很像军队行军的声音,接着我又听见了马蹄声和马达声。当拂晓来临时,我从壕沟里爬出来往左边一看,好像是法国所有的军队都已经撤退来了。 彼得•巴克雷上尉(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我们撤回到了河岸后面的预备役部队那里。随后我们就开始挖壕沟。我们挖了三个小时,法国的部队当时就在我们右侧。我们整个连位于英国远征军的右侧。当时我们的上校神经极度紧张。他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德军已经从右侧渡河了。”但奇怪的是,副官对此好像一无所知。上校说,他是从旅部派来的骑兵那里得到的消息。他对我说:“我想派你去把德军占领的村庄夺回来!”我说:“但那个村庄是法国预备役军驻扎的地方,如果德军到达了那个村庄,那么法军一定早就发现他们了……”但是上校还是坚持说:“你去把它夺回来!”我和副官都感到很吃惊,但是如果你的指挥官给你下达了命令,你就得按命令行事。 所以我们制订了计划,决定用大炮从正面攻击村庄,而机关枪则从两翼的有利位置辅助攻击。然后,我们开始进攻了。我们并没有遭到敌军的火力攻击,这一点令人吃惊,但我后来一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进攻计划奏效了。我已经准备好最后的一击了。突然,一辆英国装甲车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我想,一定是德军俘虏了这辆英国装甲车,然后他们就把这辆车开来使用了。于是,我叫来了一个拿反坦克枪的士兵,并对他说:“注意安全,瞄准那辆装甲车,我一下令你就开枪。”那辆装甲车越开越近了,我能看见装甲车里面有一个戴头盔的英国士兵。他慢慢站了起来,一边挥手一边朝我们走了过来。我想,德国人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这个人其实是苏格兰皇家军团的马尼上校。他对我们大喊道:“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夺回这个村庄。”他说:“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正在和法军的旅长一起,享受我战争开始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突然,你们的炮弹就飞过来了,屋顶被炸开了花,美餐也毁于一旦了。你们最好回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离我远点!” 第二天清晨,我们回到营队,并向长官报告了此事。其实一切都是指挥官自己想象出来的,他太紧张了。德军并没有过河,但是他却坚信德军已经占领了村庄,所以就让我们去把村庄夺回来。我很为指挥官感到悲伤,他以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在和平时期,我就是在他的手下服役,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长官。他是一名很优秀的军官,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明白士兵们的感受。但是,他的敏感却没有让他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最后他崩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炮弹休克症离开了战场,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二战”后期,他一直在后方从事训练工作。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开朗的长官了。我的意思是,他知道自己让所有人都失望了,这让他的良心很不安。“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乔治•兰伯特士兵(达汉姆轻步兵团第9营) 一个通信员在路边被迫击炮炸死了,我是安葬他的人之一,这就是我经历的战争的洗礼。在你还没有习惯时,这真的不是一件美差。可是,我们不得不将这名士兵安葬了,中士取下了他的标牌。长官走过来说:“给你们一杯朗姆酒吧,但是你们不要指望每次都有这个。”于是,我意识到埋葬士兵的差事还会经常有,我觉得有一点恶心。 大卫•艾洛特士兵(皇家陆军医疗部队第141野战急救部队) 我记得我们救治过一个很特别的士兵。他的个子很高大,肩膀宽得都超过了担架的宽度。他被机关枪打中了腹部,手臂也受了很严重的伤。当我们把绷带拆开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手臂几乎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了,胳膊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他已经失去了意识。我和另一个下士感到很无助,因为没有医生跟着我们。我们发出了急救信号,一位年轻的医生来了,他不是我们熟悉的医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检查了伤口,然后说这只手臂废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的消毒工具,所以他拒绝把手臂拿掉。我打开工具箱,拿出了一把剪子,把那只手臂剪掉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随后,我给他包扎了一下。晚上,我把那只手臂扔到战壕里去了,那只手臂很沉……我想那个可怜的人肯定已经离开人世了,在救护车来带他走的时候,他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斯特凡•赫塞尔士兵(服役于法国陆军部队) 法国军队的士气低迷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最近几周,情况变得越发糟糕。我们连队的士兵都非常勇敢,但他们都只是例外。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都进展得十分缓慢。所有的人似乎都缺乏真正的耐力。波兰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可怕,我们不能相信苏联,因为纳粹和苏联已经签订了条约。士兵们的士气很低迷。在我们撤离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我们都曾亲眼目睹一些高级指挥官丢下了他们的士兵,独自逃命。这对法国军队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命令让我们采取适当的方式撤退。所以,我们只能在人满为患的道路上竭尽全力撤退。德军的进攻让我们仅有的士气都荡然无存了。 彼得•巴克雷上尉(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我们一直沿着河岸撤退,因为我们所接到的命令除了撤退还是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队伍里从未出现过任何骚乱,我为此感到很庆幸。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算是后卫连队了,一般来说,后卫连队的士兵都会担心被敌人赶上。在撤退的过程中,我们对指挥官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是坦白说,我们当时都只顾担心自己,所以也没有精力去注意指挥官。当时,我们的食物和水源补给都很充足。我们有十分优秀的军需官和高效的运输官,所以我们从未缺粮少水过。虽然我们不是每天晚上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饿过肚子。我们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涨。一路上,我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自豪。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的心态一直都很乐观,这是难能可贵的。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我们一直在撤退,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英国远征军都在撤退。我一直以为我们撤退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再往前开进。在撤退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毁坏的小镇和村落,它们都被炮弹夷为了平地。街道上四处都溢满了水,到处烟雾弥漫,房屋里传出一股死亡的气息。这些地方一个人都没有,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有的大树的树冠已经被炮弹炸掉了。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走在地狱里一般。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离开之后发生的,现在我们又走回来了。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一天晚上,我们在黑夜中行军了25英里。一般人都会说,走路的时候是不可能睡觉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走路的时候都能睡觉,我自己就曾做过这样的事!当你撞到前面的人或是被后面的人撞到时,你就会惊醒过来。 亨利•福尔•沃克尔上尉(第7护卫旅总部) 当我们坐在大卡车里在公路上行军时,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每两辆大卡车之间要保持50到100码的距离。这样一来,如果德军的飞机对我们进行轰炸,每次也就只有一辆卡车可能会被炸毁。我们希望能用这种方法阻止德军的大规模轰炸。当然,这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的队伍就会拉得很长,可能第一辆卡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而最后一辆卡车才刚开始出发。 汉弗莱•巴拉•布雷丁少尉(皇家乌尔斯特步枪队第2营) 一天,我们不得不在白天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玉米地,我们都猫着身子前进,玉米秆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当我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抬起头来,发现很多玉米秆都被敌人的子弹射断了。后来这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在野战厨房搭建起来之前,我们又得撤退了。我们只能吃从地里找来的东西,或是在途经的房屋里找一些能吃的东西。法国人经常会在地窖里储存一些熏肉和火腿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随便吃。我记得连队只为我们提供了一顿饭。当时有人对我说:“给你,接着!”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罐豆子,而且还是冷的。我们喝的都是水沟里的水。我们用水把豆子煮了,但是最后煮出来的豆子非常难吃。但是为了保持体力,我们不得不吞咽下去。我们就像一群流浪汉!这些事情在部队的历史上可是没有记录的。 肯尼斯•卡弗一等兵(皇家陆军医疗队第5机动救护车急救队) 我们从来不用诸如“洗劫”这样的词,但这似乎是事实。如果我们想要枕头、床单、毯子、食品等,我们就在居民的房子里随便拿就可以了。我们曾在一个农场待过几天,农场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杀了两头猪、一些牛羊和鸡,享受了几顿丰盛的佳肴。然后,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声音。我们在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农场主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来他们从地窖里出来给我们做了好几天的饭。 悉尼•纳托尔士兵(皇家陆军军械兵团附属第1营) 我们开始撤退了,但是我连一枪都还没开过。我说的是事实,我真的还没有开过枪。我没有接受过有关射击的训练,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接受过任何训练。大家都认为我们是非战斗人员。有一次,我到C连去送信。当我到达C连之后,C连就遭到了德军的攻击。于是,C连的人就让我和他们待在一起。我和一名一等兵一起待在运河的河岸边上。他问我:“你会用步枪吗?”我说:“嗯,我会开枪,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步枪。”他又问:“你知道怎么装子弹吗?”我回答说:“会。”因为我以前拿着一些枪玩过。他指了指一所房子,又指给我看了运河对岸的树林,然后他对我说:“如果你看见有德军在那片区域出现的话,就朝他们开枪。记住,只有当他们出现在那片区域时你才能开枪。” 那天的天气很晴朗,风和日丽,所以能见度比雨天或雪天要高很多。后来,我终于看见有人出现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德军。我仔细地观察了那个人好半天,然后我得出结论:他肯定是德军。于是,我瞄准了他并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之后,那个家伙却依然还在往前走。他甚至连躲都没有躲一下,径直就走进了树林。那个一等兵走过来问我:“你刚才开枪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那你开枪打的什么?”我说:“我看见有个人想穿过树林。”“那你打中他了吗?”我说:“没有。”他说:“给我看看你的步枪。”于是,我就把步枪递给了他。他看过之后惊呼道:“我的天啊!你居然把枪的准星调到了600码,刚才的子弹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帮我把准星调到了100码,然后说:“现在,你能打中100码范围内你能看见的任何东西了。”最后,我真的打中了一名德军。 威廉姆斯•瑞德利士兵(达汉姆轻步兵团第9营) 我们从布鲁塞尔往里尔撤退,一切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后来,我们遭到了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机关枪的攻击。在撤退时,我们看见几个平民正在往卡车上搬尸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尸体,我觉得十分震撼。当卡车开动的时候,上面的尸体就像果冻一样左右摇摆。 劳伦斯•格雷根一等兵(边境团第5营) 几架德军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飞来了,于是我们迅速去找地方掩护。我和一个法国人一起跳进了公路边的沟渠里。过了一会儿,当我抬起头来时,我发现有个圆圆的像足球的东西从公路的这边滚到了那边。我的第一反应是:谁还在这时候踢足球呀?然后我一扭头,发现那个法国人就倒在我的右边,他的头已经没有了。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安装了能发出刺耳叫声的警报器,轰炸机所投下的炸弹尾部也装有类似的警报器。这些警报器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这绝对是你一生中听过的最恐怖的声音。我躲在河岸边,浑身抖得像筛子一样。警报器发出的声音穿透力很强,这就像是魔鬼的召唤。中士走过来说:“这就是敌人想要的效果。这点声音就让你们变成这样了?声音又不会伤害你们!你们都给我振作起来!”听了中士的话,我们想,自己居然会被声音吓到,真的是太愚蠢了!但坦白地说,那种声音真的太恐怖了。 维尔纳•罗尔士兵(德国容克斯第87队飞行员)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是轰炸机中的神枪手。普通的轰炸机只能在某一大片区域投下大量的炸弹,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却能用极少的炸弹就摧毁特定的重要目标。桥梁通常就是特定的重要目标。当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很慢。因为飞机必须首先平稳地飞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垂直冲向目标。飞行员必须习惯这样的飞行,因为在俯冲的过程中,飞行员很容易因为头部充血而晕厥。当飞机俯冲到离地面只有1000米时,飞行员可以从耳麦中听到自己目前的飞行高度。然后,飞行员就开始调整飞机,准备在离地面700米时攻击目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两翼前端都有一个警报器,当飞机在俯冲的过程中飞行速度加快时,警报器就会发出刺耳的噪音。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上装有气闸,这个气闸的作用就是将飞机的速度控制在每小时650千米以内。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所投下的炸弹的尾部方向舵上也装有警报器,这样一来,当炸弹被投下时,炸弹也会发出刺耳的噪音。这些噪音会产生一种心理威慑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威慑作用只在战争初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后来,对手就对这种噪音有免疫力了。 吉尔伯特•怀特上尉(东萨里团第1/6营) 当我们坐着汽车撤退到奥德纳尔德附近的埃斯考河边时,我们看见了一群系着黑黄相间腰带的人。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她们是一群修女,结果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群德国兵。他们突然朝我们开了枪,这让我们的指挥官大为吃惊。他命令我们开火,最后我们把那群德国兵打得落荒而逃了。我们还遇到了四个被俘虏过的英国士兵,他们成功从敌人的阵营逃了回来。他们的制服都被德军抢走了,可能德军想用这些制服去迷惑英国士兵。德军的破坏手段很高明——他们通过散布流言来引起恐慌。他们还通过制造混乱和堵塞道路来阻止英国远征军前行——他们的做法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伦纳德•霍华德中士(皇家工兵部队第210野战连) 我们准备炸毁埃斯考河上的桥梁,炸毁时间定在5月16日。为了安装爆炸装置,我们在附近用木头又修建了一座桥。一边建桥,一边又想着不久之后就会把桥炸掉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有一次,两个看上去很像修女的人推着婴儿车和很多难民一起从我们准备炸毁的那座桥上经过。当他们过了桥之后,他们就从婴儿车里拿出机关枪,对着桥上的难民扫射。我们把他们击毙后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男人! 斯特沃特•卡特福上尉(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军团第2营) 在行军去克尔克霍夫的途中,我们听说克尔克霍夫桥很快就要被炸掉了,于是我们的副官就骑着民用摩托车前去阻止,以确保在我们到达之前桥梁不会被炸毁。我们在预定炸毁时间前20分钟赶到了桥边,随后副官也成功说服了执行炸毁任务的士兵在我们通过之后再炸毁桥梁。说服他们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据说第5纵队的队员和穿着英军制服的德军军官都能说很流利的英语。当我们靠近大桥时,我们看见副官正在和东萨里团的军官交谈。 东萨里团的士兵都认为,出现在克尔克霍夫桥附近的任何武装部队都有可能是德军。这种想法其实是很合理的,在200码的距离外,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敌军。于是,他们朝我们开了火,我们赶紧跳到路边的沟渠掩护起来。坦普尔少校站起身来,想走上前去和他们交谈。在他们的布朗式轻机枪朝他开火之前,我赶紧把他扑倒在了沟渠里。最后,副官成功说服了他们,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大桥。 当最后一名士兵通过大桥后,东萨里团的士兵就把大桥炸掉了。我们都很悲痛,因为桥上还有很多平民、汽车、马匹等,他们都被炸到了河里。东萨里团的士兵竭尽所能地想阻止这些平民过桥,所以他们就在我们过桥之后把桥炸毁了。那些平民都吓坏了。此时,德军正在一步步地向我们逼近。 悉尼•纳托尔士兵(皇家陆军军械兵团附属第1营) 有人曾经说过,战争是80%的无聊加上20%的恐怖。没有人会认为战争会和幽默沾上边。但是如果没有幽默,士兵们是不可能忍受住这无聊和恐怖的。有一次,我们连夜去接手某个团的驻地。我们沿着公路行军,我们所接管兵团的士兵也从另一个方向沿着公路行军。当时是伸手不见五指,四周除了脚步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声音。突然,我们听到一名来自兰卡夏郡的士兵说:“伙计们,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离开,他们会把我们都杀死的!” 彼得•巴克雷上尉(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在埃斯考河时,我们就待在河岸附近,四周可以作为掩护的东西很少。过了几个小时,几个德国士兵出现在了远处的河岸边,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告诉士兵们在没有听到我的信号之前绝对不要开枪。原来这一群人是一名德军长官和他的高级警务人员,他们走了一会儿之后就停了下来,并拿出地图看了看。看完地图之后,他们就退回到了河边的树林里。接着,我们就听见了砍树的声音,并看到一些树木的顶端变平了。原来他们砍掉了一些小树,然后把树干砍成合适的长度铺在运河上,以方便行走。 后来,他们就踩着这些小树的树干过了运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安静,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我觉得我们就应该静静地等着,等到敌人有足够多的时候再开火。后来,一群戴着黑色头盔的德军党卫军出现了。他们也踩着小树干过了运河,聚集到了运河的另一边。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就在附近。我觉得敌军的人数已经够了,于是我吹响了号角,命令士兵们开火。后来,我们把运河对岸的德军全都消灭了。 彼得•巴克雷上尉(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我们遭到了敌军炮弹的猛烈攻击。不久之后,我的腹部、后背和手臂都受伤了。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好几名士兵受伤了,因此所有的担架都用完了。我的副官不顾我的命令,固执地把一扇门卸了下来,然后把我绑在了上面。其实,假如他没有那样做,那么也许我现在就不可能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了。当时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要把我和这扇门一起搬走,这就意味着你们不但要承受我的体重,还要承受这扇门的重量。”后来,一共有四名士兵来抬我。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我们的右翼本应该是我们的连队,但后来我们却发现德国士兵出现在了那里,他们朝我们开了火。我让我的军士长吉瑞斯特克负责指挥由约十个人组成的防御小队,队伍里有一名无线电接线员、一个连队士兵和来自总部的其他士兵。他们不但要肩负起保卫我们右翼的任务,而且还要对付在我们不远处的德军通讯站。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我循着机关枪的声音去寻找总部。我往河边一看,就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军士长吉瑞斯特克,他正拿着步枪在前面的开阔地带匍匐前行,他的身后至少有三名士兵。他们正在向德军的一个机关枪据点移动,并试图把那个据点清理掉。我看见他举起步枪,开了至少三枪,他身后的人都在掩护他。然后,我看见另一个德军机关枪士兵匆忙地赶了过去,并在吉瑞斯特克的后方安放了机关枪。这样,他就能清楚看见吉瑞斯特克的一举一动,而吉瑞斯特克却没有发现他。我看见吉瑞斯特克往回撤了一点,然后扔出了几枚手榴弹。我看见他的手臂被炸掉了。接着,他身后的德军朝他开了枪,由于我身后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得不转过身去,因此我没有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瑞斯特克的腿也因为敌军机关枪的猛烈攻击而废掉了,他因为这次行动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这是战争期间暂时的一段平息期,四周一片寂静。我们队的25个人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两名士兵和一个一等兵。我们的伤亡很惨重——其实根本就没有受伤的,其他人都死了。我们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交谈。每当我们看见有德国士兵走过来,我们就会朝他开枪。那个一等兵对我说:“你去那边!去看看那些混蛋是不是已经到我们的左侧了!”于是,我把步枪靠在墙边,走到了房间的左边。接下来我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听到了“砰”的一声,然后我就倒在了地上。我知道自己被炮弹击中了,击中我的是德军口径为三英寸的迫击炮。我的左腿完全麻木了,我的后背到腰的位置也失去了知觉。我无法移动了,地板上全是血。其他两名士兵跑了过来,其中一个说:“哦,上帝呀,艾内斯特,你受伤了!”后来我才知道,一块约3.5英寸长、1.5英寸宽的炮弹碎片直接从我的左臀穿了进去,然后从我的股沟穿了出来,在我的臀部留下了一个大窟窿。战友们赶紧拿来绷带,为我包扎。幸运的是,我的下半身已经麻木了,所以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为我包扎。当时,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还想到了他们在听到我的死讯时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把我抬出了房间,并一直把我抬到了外面的铁轨上。因为他们在为我包扎的时候已经脱掉了我的裤子,所以我现在只穿着一条很旧的短裤。我根本就不能走,因此我就用双手爬着前进。我一直沿着铁轨向前爬行,铁轨为我提供了掩护,使我免受步枪和机关枪的扫射。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天上。当我正爬着时,德军的飞机开始扔炸弹了,我的身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土。爬着爬着,我意识到我的手已经磨破了,手上全是血。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挣扎着在逃命。我感觉自己似乎爬了几个世纪才爬到连部的指挥部。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爬了多长时间,当我爬到指挥部时,一颗炮弹在我的身边爆炸了,我被埋到了土里。我撑着最后一口气,大声叫道:“上帝呀,快来救救我!”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从土里爬出来。我感觉又过了很长时间,我被某个人扶了起来。那个人大声叫道:“上帝呀,是艾内斯特!”接着,有两名士兵抬着担架过来把我抬走了。他们把我抬上了一辆卡车。当时我的下半身仍然没有知觉,我只知道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开着。后来,他们把我从卡车上抬了下来。一名医官过来查看我的情况,我还记得看见过一名法国修女,她戴着一顶很大的花帽子。那名医官用法语和修女交谈了几句,然后他就从自己的包里取出注射器。“我给你扎一针,伙计。”他说。在他扎完针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艾内斯特•莱格特士兵(皇家诺福克团第2营) 当我清醒的时候,我记起自己是被抬到了医院的火车上。每当我醒过来时,我就会被扎一针,然后我就又会昏睡过去。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对这段时间的印象十分模糊,只知道吗啡把我所有的疼痛都带走了。我被抬下了火车,然后被送上了救护车。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敦刻尔克的海边,担架就直接放在了沙滩上。我的伤口处裹着脏兮兮的绷带,身上还搭了一条旧毯子。医护人员会时不时地过来给我注射几针,我只记得炮弹满天飞。我的意识还是很模糊,但是当危险逼近的时候,战友们就会扑在我身上以免我受伤,这就是战友情。 当我在病房的床上清醒过来时,我的周围围了很多人。一名护士说:“太好了,你没事了!你现在是在英格兰的医院里。”外科医生缝合了我身上的所有伤口,并说我会慢慢康复的。他们告诉我,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炮弹的碎片温度相当高,当它穿过我的身体时,它是擦着我的股动脉穿过去的。如果碎片弄破了我的股动脉,那么我将在三分钟内死亡。他们说,我活下来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另外,我的左腿上留下了一道八英寸长的伤疤,我的脊椎骨断了,前额也留下了伤疤。我想,当他们发现我时,我的情况肯定糟透了。当我再一次清醒过来时,我感觉到有人轻轻地碰了碰我,我睁开眼一看,床边坐着的原来是我最亲爱的妈妈。她问我:“孩子,当时情况很糟吧?”我回答说:“妈妈,我不知道。” 我在医院里待了三四天。后来,一名护士走过来对我说:“隔壁病房里有个病人说想见你。”我问她那个人是谁,她说:“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们把我抬下了病床,然后把我放到了轮椅上。我刚一走进隔壁的病房就听见有人对我说:“嗨,伙计,你还好吗?”原来是吉瑞斯特克军士长!他告诉我,他被截肢了。我注意到,他的床头放着十几瓶麦芽酒。我记起护士们曾经说,如果她们允许病人喝酒的话,那么这个病人的情况一定很不乐观。吉瑞斯特克军士长说:“伙计,能帮个忙吗?”我说:“做什么?”他说:“把这个给我倒满。”于是,我就把啤酒倒进了一个有喷嘴的壶里,然后拿着壶喂他喝酒。他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一边喝还一边说:“真是太棒了!再给我来一瓶!”于是,我以后每天都会过去喂他喝酒。 我告诉吉瑞斯特克军士长,我亲眼看见了他是怎么受的伤。他说:“那些混蛋!但是我把他们都消灭了!”我们在一起说到了我们的连队,说到了我们的战友,说到我们能到这里是多么的幸运。我告诉了他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消息:“你知道吗,军士长?我们连队的士兵几乎都牺牲了,最后只剩下了七个人。”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谈论以往的快乐时光。突然有一天,护士们没有来接我去隔壁病房,于是我就对一名护士说:“能送我过去看看军士长吗?”那名护士一脸悲伤的表情:“很抱歉。”原来吉瑞斯特克军士长已经去世了。 哈里•丹尼斯士兵(东萨里团第1营) 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埃斯考河附近。当我们到达之后,我们就悄悄到了一条公路上。公路的两边有一些房子。其中一间房子是一家小酒吧,我们中的一个士兵想进去看一看。人行道上有一个木制的地窖盖,于是我们就把木盖子弄破,然后钻了进去。我们下去一看,地窖里全是装满了啤酒的大桶。角落里还有一些木制的包装箱。我们打开包装箱一看,里面全是香槟——没有开过封的香槟。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上帝呀,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带走,德国人就会把它们带走。”我们把这些酒都搬到了公路上,天黑之后,我把部队的高级官员专用车开了过来。我们搬了一桶啤酒和三箱香槟到车上,然后把它们运回了总部。第二天一早,那些着急外出的伤员就自己打开酒桶,喝了一些啤酒。其他士兵也都喝到了香槟。 这并不是打劫——这只是一点喝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打劫,尽管我们有很多机会在村庄空着的房子里那样做,我们完全可以破门而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过。我们在一个农场的地窖里发现了腌制好的猪腿肉和风干了的熏肉。于是,我们就拿了一些分着吃了。很多士兵还吃了烤鸡肉,那是我们用四加仑汽油烤的。我们可以告诉你有汽油味的鸡肉是什么味道。 劳伦斯•格雷根一等兵(边境团第5营) 我到现在还认为我当时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会把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当时,我正待在营部的指挥部里。过了一会儿,两名士兵出现了,走在他们中间的还有一个大个子平民。那个平民的长相看起来很令人讨厌。他身高约六英尺,体重约20英石,身上穿了一件深蓝色外套。他的脸很大,而且脸上很有肉。他的眼睛很小,就像猪的眼睛一样。他的嘴巴也很小,还有一点斜。我问道:“这家伙是谁?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其中一名士兵回答说:“他拿着一支步枪待在一间小屋的窗户旁边俯视着我们的战壕,他的旁边还放着很多弹药。我们战壕里有士兵被步枪的子弹射中了,而他刚好就在对着我们战壕的方向。我们过去的时候发现他旁边的桌子上有几个空的子弹壳,而且他的步枪也是热的,所以很明显是他开的枪。”“那你们为什么不把步枪和子弹带回来作为证据呢?”“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们问了那个人一些问题,但是他却只是看着我们笑,一句话都不说。第5纵队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有可能就是第5纵队的一员。想到他们所犯下的暴行,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你这混蛋,我们一定会让你再也笑不出来的!”副官和他谈了很多次,但是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副官转过头来对我说:“干掉他!” 我们来到了乡间小道上,我转过身对同行的两名士兵说:“你们两个谁想开枪干掉这个混蛋,你吗?”“不,我不想。”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那好吧,你呢?”“不,我也不想。”另一名士兵回答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个混蛋杀死了我们的同伴?现在我们就要他血债血偿!那还是让我来动手吧!”我们不知道那个比利时人是否能听懂我们所说的话。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板着脸。就在这时,德军的轰炸机飞过来了。他朝着轰炸机的方向举起他的大拇指,然后说了一句:“你好!”这是我们听见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话。然后,他开始疯狂地大笑起来,不过,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大笑。 我对那两名士兵说:“注意了!一会儿你们带着他往前走,然后我就会命令你们都停下。但是他肯定听不懂我的命令,所以他还是会往前走,这样一来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朝他开枪了。你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后来,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先是一枪命中了他的心脏,然后再对着他的头部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然后,我就让那两名士兵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回去报告副官说:“长官,战俘想逃跑,所以我就开枪把他打死了。”“你把尸体埋了吗?”“没有,长官,尸体滚到路边的沟渠里了。”“让你的手下去把他埋了吧。”“好的,长官。”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处理尸体,因为我们很快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虽然我很不喜欢自己当时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罗伯特•格林上士(贝特福德郡和赫特福德郡军团第2营) 在战争初期,有一些关于德国伞兵的传言,传言称,他们会扮成修女的样子从天而降。一天晚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准备撤退了。其中一名士兵过来对我说:“你知道吗,房子后面有一个女人,她好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我问:“究竟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一直在遭受敌军炮火的攻击。那个女人有十分发达的肌肉,我们已经观察她一下午了,她很可疑。”于是我说:“我们过去弄明白。”正当我们准备过去弄清楚那究竟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集合的命令,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查明那个人到底是男是女。其实这挺好的,因为如果我真的去查证的话,那就要花费一些宝贵的时间。 彼得•沃克斯中尉(皇家坦克团第4营) 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里停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的门上印着一个很大的字母“G”。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G”代表的肯定就是“German”。突然,那个身穿灰色战地服的卡车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我对旁边的炮手说:“开炮!”他朝着卡车开了炮,卡车爆炸了。然后,他就掉转炮塔,朝那名德国士兵开了火。那名德国士兵跑到了大街上,然后左右躲避我们的炮弹。有好几枚炮弹都是和他擦身而过。后来,他跑进一座花园消失了。我们没能打中他。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这一切平息之后,一名妇女从一栋房子里走了出来,她把手里拎的垃圾倒进了路边的垃圾桶,然后就回到房子里去了。她一定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了整件事情,所以就等着一切平息之后再出来倒垃圾。但是,我的坦克司机的反应却让人匪夷所思。在那件事之后,他只活了九天。在这几天里,他一直做噩梦梦到那个德国士兵。晚上,他会醒过来,浑身发抖,然后说:“当炮弹与他擦身而过时,那真是太可怕了!” 彼得•沃克斯中尉(皇家坦克团第4营) 坦克司机对我说:“我们的汽油马上就要用光了。”于是,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了下来。我们从坦克里出来后,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坦克摧毁了。后来,我们在一间空房子里待了一天一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村庄名叫福兰苏。这里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弃了。我们在房子里发现了一听炼乳和孩子玩的小地图集。我们还看见,索姆河离我们约有十公里远。我们想,德军可能正向海边行军,而索姆河是一处很好的防御地区,如果我们能渡过索姆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另一边找到英国或者法国的军队。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用篮子装着在房子里能找到的所有食物,再带着大衣、指南针,以及那些孩子玩的小地图出发了。我们穿过了村庄,到达了距离索姆河最近的一个名叫勒特沃勒的村庄。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我们正藏在小树林里观察索姆河附近的情况时,突然听见从身后传来一阵沙沙声。接着,一个德国军官拿着手枪窜了出来。他用手枪指着我们,并叫我们站起来,把手放在头上。我们都照他说的做了,他走过来拿走了少校的手枪和伯勒斯的左轮手枪。然后,他走向我,把我脖子上的望远镜拿走了,但是他忘记了拿走我的手枪。他说:“继续,往前走!”于是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伯勒斯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我,接着是少校,最后才是那个德国军官。他告诉我们动作快一点。于是,伯勒斯加快了脚步,我还是按开始的速度走着,而少校却停了下来。那个德国军官就朝着少校开了一枪,我趁机转过身,也朝那个德国军官开了一枪。这样一来,那个德国军官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我,于是我们就朝对方开起火来。我朝他开了五枪,第五枪正中他的心脏,但是他仍然大声叫喊着想朝我开枪。于是,我又给了他一枪,这下他终于倒地身亡了。 我们竭尽全力地跑着,跑到了距离河边一英里远的一座废弃的修道院藏了起来。我们在修道院里一直待着,然后,我们觉得越来越饿,越来越虚弱。后来,一个比利时老绅士出现了,他叫吉尔。他对我们说:“所有的难民都知道你们在这里。因为这里到处都贴着告示:追捕杀人犯,三个英国人。难民们都知道你们就是被追捕的杀人犯,告示上面还说任何帮助你们的人都得死!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渡过索姆河,那就是从穿过索姆河的一条铁路线下面游过去。下午的时候,他让我穿上平民的衣服,和他一起去侦察路线。 吉尔先生拿了一些平民的衣服给我穿上,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出去侦察了。一切都很顺利,但当我们到达河岸边时,我们发现那里有一个德军的军士长守卫在那里。他要求看我的身份证明,而这时,吉尔先生却像一只老虎一样对这个德国军士长吼道:“你们是世界上最令人不齿的种族!这个小伙子只是个正直的乡下傻小子,他只会说比利时语。他是刚刚被你们和你们令人讨厌的斯图卡战斗机从比利时赶到这里来的!他怎么可能有身份证明!”于是,那个德国人说:“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吧!”我们趁机观察了一下去河岸边的小路,然后就返回了修道院。吉尔先生离开的时候,他祝福我们能有好运。 由于伯勒斯不太会游泳,所以我们讨论后决定由我带着他渡河,而少校则带着我们的衣物渡河。我们一直在岸边等着,直到我们弄清楚了德军哨兵的巡逻安排。我们观察出,当一批哨兵离开之后,另一批哨兵要十分钟之后才会到。于是,当一批哨兵离开之后,我们立刻到了岸边,下水渡河。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饥饿和疲惫的状态下,我们下水之后根本就没有力气往前游。而且,伯勒斯不是不太会游泳,而是根本就不会!我没有力气带着伯勒斯游到对岸,在河中心时,他从我的手里滑了下去。少校顺利到达了对岸,而我游到对岸时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少校以为伯勒斯和我都被淹死了,于是他穿上了制服,再把其他东西藏了起来,然后拿着指南针往南边走去了。我醒来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伯勒斯,但是我没有找到他。于是,我也离开了。当时我身上只穿了一条裤子。 在山上的砾石上走了大约一英里后,我的脚被割伤了。我在一个路障那里遇见一个法国哨兵。我对他说我是一名英国军官,而他却用步枪指着我的腹部说:“你可不像!”后来,我说服了他,于是他把我带到了营里的总部,正好少校也在那里,他还穿着制服。我们被英国护卫人员从那里带到了鲁昂,然后我们接受了审问。后来,我得到了新的战地军装。又过了几天,我们被带到瑟伯格,然后我们坐船回了英国。伯勒斯下士被河水冲到了一个名叫普安特雷米的地方,后来他被打捞了上来,然后被法国人安葬在了那里的一个小公墓里。每年,那些法国人都会在他的墓前放上一个小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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