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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情与政(下0 文 / 王蒙 更新时间:2012-12-14 11:43:18
 

 

呆、疯、痴、狂,可以与弱智联系在一起,可以与精神疾患联结在一起,也可以与心智的超常发展联结在一起。天才与疯子自古难以区分。以庸人的眼光看,许多艺术家发明家宗教家都有些狂痴。“常”与“反常”的界限本身就常变化常令人糊涂。智力发育不足与过分发达,道德上全无操守与过分真诚,事业上的一无可取与孜孜不倦都可以被目为反常。一个小偷与居里夫人都可以被目为狂痴。宝玉的悲剧在于他的狂痴,狂痴在于他的更多的悟性,在于他悟到的比别人多却不想不能去做任何事,他的悟性是消极的、无建设性的。如果说他的狂痴带有某种批判性叛逆性,也是既不开花更不结果的批判性,而这种消极的批判性本身,也是该当批判的啊!

这里的另一问题是,不论是反社会、反价值的倾向方面,不论是“青春情结”——叹人生之无常、惜韶华之易逝惜花葬花等以及孤独感寂寞感荒谬感(对玉、锁、麒麟的荒谬感)方面都与宝玉共鸣的人——黛玉,虽有促狭、小性之讥,却无呆傻狂痴之嘲。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的社会与家族舆论对男子的行动性积极性的要求要比对女子的要求高得多。女子天天哭天抹泪,感情来感情去则可,男子则不可。第二,黛玉是处境加性别上的弱者,她的痛苦表现为哭,而哭既是有节制的又是有发泄的。黛玉之哭是哭得好的,不哭,她更说不出表不出,她更活不下去。哭了,也就不去干更极端更激烈更不能被容许的事。这样,除了“心细”“小性”以外,“大节”上黛玉也没有差池到哪里。她虽然不可能像宝钗那样得宠,却也没有招致世俗意义上的大祸。而宝玉肆无忌惮,他又哭又摔又闹又发呆。他发狂时可以摔玉,可以下令把姓林的打出去,可以下令今后除林妹妹外谁也不许姓林。看,他发狂时仍然充满娇骄二气,仍然很明确自己的身份。当然,别人也不会忘记他的身份,以他的身份应具有的形象做参照系来衡量,就更确认他的呆痴。

贾宝玉的呆痴时而表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坦诚,这是最令人感动之处。当紫鹃以“你妹妹回苏州家去”的“顽话”,将宝玉吓得患了“急痛攻心”的“痰迷”之症以后,宝玉的表现与其说是更痴更呆不如说是更真更切。他索性道出了自己的心愿,永远不与黛玉分离,永远与黛玉在一起,他痛恨、他恐惧于一切可能暗示黛玉的离他而去的东西。薛姨妈说:“宝玉本来心实……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病了,更显出实心眼来了,或者用贾母的话,显出宝玉的“呆根子”来了。把这个等式倒转来读,心太实,便是呆,便是精神病了。直言不讳,哪怕以一种乖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实心,而不怕嘲笑讥讽反对,这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特权(而精神正常的人是无权这样实心眼的),这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种病态的文化下的精神病人的特征。这能够不令人慨叹吗?这能够不吸引文学描写的笔触吗?

这次是宝玉精神病史上最严重的一页记录。还有一次是遇祟,遇祟那次只喊头痛,没有心理活动的迹象。“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宝玉的精神是太脆弱了,能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灵魂寄托的事情太少了,他的感情又确是太深挚了——他既能泛爱又能专爱,既能普遍审美又能专向一心,既能潇洒游戏又能以命相托——他变得更可爱些了。而一个这样的人能屡屡患痰迷——精神病,能在病中装疯卖傻而又真疯真傻地闹一顿,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似乎又有些令人羡慕了呢。

果然,逐渐痊愈后,“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什么叫狂?什么叫佯狂?实也难分。依笔者的愚见,佯狂也是一种狂。一点不狂的话,又何必佯狂?而狂中也难免佯的因素。否则,宝玉病时,怎么不喊把黛玉“打出去”而只喊把接黛玉走的人“打出去”?叫做:

 

佯狂本亦狂,

痴狂亦须佯,

不佯又不狂,

如何哭悲凉,

如何诉荒唐?

 

贾宝玉的唯情主义

说宝玉“实心”“呆根子”,但宝玉又非常富有想象力和体贴入微的对于人特别是对女性的感情世界的理解。五十八回宝玉见了杏花全落,“绿叶成荫子满枝”,便联想到韶光之易逝,“不免伤心”“流泪叹息”。这时有一雀儿落在枝上乱啼,宝玉竟认定“这雀儿必定是杏花开时他曾来过……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与杏花一会了?”既有点病态的想入非非,又想得深情细腻,可谓以情眼观之,无物不情。以灵眼观之,无物不灵。贾宝玉的眼睛,给了万物以生命。

然后巧遇藕官烧纸钱,保护一番。及至了解到藕官是为演戏时曾扮演自己的妻子的菂官的夭折而烧纸时,他不以为痴,不以为狂,反而大为感动,大为称赞。一直联想到“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宝玉的“唯情论”“唯女孩儿论”也够凸出的了。

 

大观园的“窝里斗”

《红楼梦》全书进行到一半,到了中腰处,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共四回中,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大观园中众奴婢婆子的纠纷。六十二回以后,又详细地描写了以王熙凤为中心的主子间的纠纷,特别是凤姐与贾琏、尤二姐,凤姐与邢夫人间的纠纷。所有这些,为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做了铺垫,而为查抄淫秽物品的窝主,维护风化而由邢夫人发起的抄检大观园,又为一○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做了铺垫。这里,“下人”间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争宠斗计,以及欺上瞒下,挑拨离间,结党营私……本身就是贾氏家族败落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这些事也是败落的一个根源,却又是败落的一个结果。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依靠官职、身份和辈分维持着封建人际关系。这里,一方面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通过对于平等观念的否定来达到人间秩序的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每个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地位并恪守由这种地位规定了的伦理化了的社会义务,因而这种秩序似乎是很牢靠的。另一方面,由于上层、由于在这个秩序的链条中居于高位的那些人的腐烂,也由于生活在这个链条上的人们缺乏公平竞争上进的机会,而除了靠与生俱来的门楣以外只能靠主子的青睐、靠主子的神经纤维的无规律运作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此外没有上进之路。这样,“下人”们的风气之坏,“下人”们的难于团结合作,完全不亚于主子们。而由于“下人”们文化素质之低,表现出来的这种“窝里斗”的天性,就更加粗鄙不堪。

五十八回,因宫中一位老太妃死去,贾母、邢、王、尤,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荣宁两处主人“不暇”,执事人等,“各各忙乱”“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也都偷安,或乘隙结党,与权暂执事者窃弄威福……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五十九回平儿说:“……这三四日工夫,一共出来了大小八九件(事件)了,你这里是极小的……还有大的可气可笑之事……”这些描写说明,当上层主子们的统治一旦削弱,秩序就会瓦解,“邪气”就会上升,各种矛盾就会公开化尖锐化,呈现出一种全面混乱的景象。

首先是“秩序”本身所具有的自相矛盾之点。探春搞了“承包”,把大观园的植物、水域资源包给婆子们经营。这种承包的基础是“利”,因为除完成种种上缴任务外结余归己,受到人们的欢迎,叫作“家人欢声鼎沸”。但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封建家庭的情面关系、尊卑长幼不可平等的阶级(辈分)服从关系及超经济的特权观念是相矛盾的。要搞好“承包”就得重合同、轻情面,重制度、轻特权。这在贾府如何行得通?作者的同情显然也不在探春倡导的承包制方面。探春太冷静,太一丝不苟地维护秩序而缺少浪漫气息与人情味。而封建秩序又重“人治”,一牵扯到活人就会有各种弹性、各种随机性乃至或浪漫温情或专横残酷的色彩。温情与残暴其实都是对秩序的破坏,都是将意志置于秩序之上。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莺儿雨后“伸手挽翠披金,采了许多嫩(柳)条,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连黛玉也夸赞莺儿手巧,“这顽意儿却也别致”。孤立地看,这是何等诗意,何等可人!但她这样毁坏柳条,却损害了承包者的利益。而承包的婆子,如春燕所说:“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每日起早晚睡……生恐有人糟踏……老姑嫂两个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这种关于“承包”后的积极性的描写,既真实又感人。“比永远基业还厉害”,那是因为拥有“永远基业”者活得太容易,又要撑面子讲人情,不像毫无“基业”而好不容易包上一块“地方”的人那样认真管理。果然,春燕娘、春燕姑妈与莺儿、春燕之间爆发了一场大冲突,连宝玉、平儿、袭人等也卷入了。到六十一回,柳家的也参加抨击“承包”制,说“承包”后“……把这些东西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似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黧鸡似的……”这段描写使人想起当代张炜的小说《一潭清水》。承包制毁坏了小孩子“瓜魔”与老瓜匠的友谊。小说与经济学,显然也可以各有侧重。

其次,长与幼相比,长在上而幼在下。如此说来,许多丫环应该听她们的娘、姨、姑婆子们的话。主与奴相比,主当然在上,奴应该听主子的话。这两条原则在贾府又互相矛盾起来了。因为贾家主子们喜欢年轻丫环而不喜欢婆子,能够获得在主子身边工作的殊荣的是年轻貌美的丫环而不是资深的婆子们。婆子们如何能不嫉妒、不闹气?李嬷嬷与袭人已经闹过。芳官的干娘与芳官大闹一场,闹的当中还搀加了对“文艺工作者”的鄙视。五十八回中,芳官干娘骂道:“怪不得人人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人,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本来此婆子骂的话符合将“优”“娼”等同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偏偏却不符合贾府主子特别是宝玉大少爷的意志。然后发展成嗔莺咤燕之争,宝玉和他的“大丫头”们全出了马,并盗以平儿的名义,给婆子们以严重打击。事情至此并未结束,虽然看起来少女们已大获全胜,而婆子们狼狈出丑,但窝里斗并没有斗完,而是方兴未艾,于是夏婆子挑唆了赵姨娘去打芳官。众戏子丫头大闹赵姨娘。探春批评赵姨娘。艾官向探春报告夏婆子所起的恶劣作用。探春的小丫环蝉姐儿却是夏婆的外孙女,站在外婆一边,立刻送去情报。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都是“内争”嘛。接着在厨房中芳官以骄娇姿态向蝉姐儿挑衅,发生了“热糕事件”,青、老女人之争变成了“青青”之争。得宠的少女芳官与未得宠的小蝉之争。厨房中柳家的因女儿五儿的姿色,通过芳官走后门为女儿求职,柳氏母女便也站到了主流派一队。玫瑰露、茯苓霜,从后门得到的好处几乎酿成一个冤案,叫做弄巧成拙。平儿的处理固然显示平儿的为人与处世哲学,焉知不因为平儿也是主流派的重要人物,她自觉不自觉地要维护主流派的利益与颜面。探春是独立大队,义正辞严,不站在凤姐一边也不站在邢夫人一边,不站在赵姨娘夏婆子一边也不站在芳官柳家的一边,连凤姐也要避让她三分。这种独立性是她的政治资本却也是她缺少政治实力的表观。她统治有“术”却毕竟没有多少“权”与“力”。这中间插入一个司棋对厨房进行打砸抢事件。反映了另一领域的青青之争,非主流派与主流派之争。司棋是迎春的头号大丫环,位与袭人相等,势却远远落后。她与连芳官都要拍溜的柳家的之争当非偶然。由于迎春软弱,依靠无望,她只好自己跳出来耍光棍。看来这种打砸抢的“政治”也是源远流长。秦显家的趁柳家之危夺权半天的描写极简短却意味深长,入木三分。一接管厨房先办两件事。一是否定前任,“查出许多亏空来”。二是给小帮派人员送礼,“……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又打点送账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又打又拉,很有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的语言)的意思。正乱着,忽得通知,柳嫂儿“官”复原职,她卷铺盖滚蛋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疑为偃之误)旗息鼓,卷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这些描写如此精彩,如此被传诵,却似仍不能被“秦显家的”的后裔们所重视,秦显家的子孙们似仍不准备从中汲取点教训,仍时时做着伸手夺权的梦。无他,见利忘义,见眼前小利而忘长远利益,亦人之常也。

那么,回过头来说,玫瑰露、茯苓霜,到底是不是什么大事?芳官利用她在宝玉处的得宠,经宝玉允许拿出玫瑰露给了柳五儿。柳家的转送给自己娘家哥哥,五儿其实是不愿意的。小小这么一件事,柳家母女也是有矛盾的。柳家的哥哥报之以茯苓霜——是“粤东的官儿来拜”时除给主子们贡献外又“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的。芳官给五儿玫瑰露,五儿舅舅给五儿茯苓霜,其实都是合法的。只因凑上彩云为贾环偷了王夫人的玫瑰露偏又引起玉钏儿的干系,才把事情复杂化了的。这样,一场“露霜”之争直到把五儿看管起来,派秦显家的夺柳家的权,都带有虚惊一场乃至庸人自扰的性质。说来归其,事情本身不大,相互之间矛盾大,故把小事也闹大了。这样,平儿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方是兴旺之家”论就是正确的与必要的了。王熙凤这样一个“鹰派”,确实需要平儿这样一个“鸽派”来帮衬。

另一方面,“合法”走漏霜露的同时也反映了许多积弊。奴仆与主子们的内部矛盾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粤东官儿们不但要给贾府主子送礼而且要给“门上人”送门礼,如此雁过拔毛、层层分利的风气何其腐烂。过量的消费品必然引起对消费品管理不善的后果,王夫人房中少了玫瑰露,这个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还不知道少了多少东西没有被发现呢。消费的膨胀必然引起管理的粗疏,因为享乐本身与加强管理有矛盾。加强管理是很辛苦的,而享乐需要坐享其成,不问政务。消费膨胀本身就是崩坏松弛到处留空隙的根源。凤姐上拉关系下压奴仆,以威势管理。探春兴利除弊,以制与术来管理。平儿起平衡缓解掩饰矛盾的作用。宝钗袭人在各自有限的范围内也起这种作用,宝钗则更注重明哲保身与自我保护。王夫人、李纨起一些陪同执政的偶像作用或橡皮图章作用。关键时刻王夫人直接管理——往往事情变得更糟。邢夫人侍机介入或干预一下管理,既自私又浅薄又带着情绪,因此她的介入干预也是往往把管理搞得更糟。其余的主子则只知消费享乐。而且,除了贾政一人没有人注意对园中诸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约束。贾政的教育既不受欢迎又毫无实效。王夫人只知保护宝玉不受污染,却偏听偏信指挥无度。邢夫人借维护风化之大旗来达到一己的目的——打击主流派,夺回一点权势。如此之各怀苟且,如此之素质低下,如此之目光如豆,怎么能不慨叹大厦将倾、回天乏术呢!

 

薛宝钗的精明与节制

无论人们从浪漫的、性情的乃至“路线斗争”的观点出发对宝钗如何贬抑,宝钗的清醒与明哲保身之高人一筹仍是常常令人叹服。六十二回宝钗对宝玉说:“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旁观者清,对于贾府中的种种事端,宝钗是一清二楚的。从这句话中,也留给读者以想象叹息的余地,究竟霜、露以外,还出了些什么怪事纠纷呢?《红楼梦》貌似什么事都写得那么实、那么细,却仍然略去了许多过节,留下了空白。宝钗清楚一切却决不介入,而是要把自己的角门牢牢锁上,用“关门主义”来求得自身的清白与太平——“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保持界限,保持距离,乃是自我保护的良方。说是完全不介入吧,却又把一些情况告诉了平儿:“平儿是个明白人……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指事发),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子,自有头绪……”是的,这样,宝钗就既没有闲置自己的聪明与信息灵通,也没有因自己的信息传播而挑起新的事端、伤害或得罪更多的人,更没有卷入陷入什么纷争,而是实际上与平儿这位善搞平衡、颇有人望的人物结盟,实际上充当了平儿的顾问或者老师,实际上在贾府的诸种冲突中起了她所能起的“健康”作用,不起她不能起或不应起的作用。由她告诉平儿,说明此外再无其他主子或半主子掌握情况,在获得信息方面,宝钗是独占鳌头。(为什么?因为她留意?因为她有“线人”、耳目?)在行动方面,她极有限。知之不厌其多,行之不厌其少,高!知止而后有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自然就镇定自若,看来在掌握信息方面她是贪婪的,在运用信息方面,她是吝啬的,慎重有加的。在掌握信息方面她处于攻势——否则,既锁上门,又管门外的事做甚?在行动上,她处于守势,以守为攻。不论有意无意,她是在取得人心,用摩登的话来说就是拉选票。也可以说她无意于拉选票,无心为此。无意就更厉害,更高级,无为而无不为。除了平儿她告诉了宝玉,表面上她说因为宝玉“是不管事的”,也因为宝玉问她为什么要锁门,实际上这也是和宝玉的结盟,显示自己的高尚的操守与清明如镜的头脑,也显示自己对宝玉的信任与亲昵。做人做事能达到这个档次,仅用心术、城府是解释不了的。不能否认否定宝钗对众人的善意,对自己的节制,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当然,即使都像宝钗这样,同样也无力制止贾府的衰败走向。挽救贾府的使命,不是宝钗所应该担负所能完成的,我们无法以此来要求并责备宝钗。但从另一方面想,如果更多的人采取宝钗的这种健全的防守式的生活态度,抵制腐烂,抵制窝里斗,抵制可能有的乘隙而入的谗言,大家都“御敌于国门之外”,都管好自己,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扫得清清爽爽,贾府还会那样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吗?再反过来说,贾府的一些人专喜好腐烂奢华,又喜欢听谗言小汇报,又专门反别人的腐烂、反别人的嚼舌头,专门查别人攻别人——例如艾官向探春汇报检举夏婆,翠墨向夏婆的外孙女小蝉通风检举艾官,例如王夫人听了袭人汇报就信服并酝酿了一套措施,例如邢夫人抓住绣春囊事件将王夫人的军——不是越搞越乱,越搞越没有救了吗?

 

贾宝玉的生日与史湘云的醉卧

乐极生悲,悲极生乐;情极生政,政极生情;俗极生雅,雅极生俗;喜极生怒,怒极生喜……这是《红楼梦》叙述结构中惯用的相反相接的手法。《红楼梦》两大部分,一部分偏重写情,写宝玉和十二钗,写青春写智慧写生活情趣写自然风光写内心世界,笔触是抒情的、细腻的,有时是浪漫的与理想的。一部分偏重写政,写王熙凤、探春、其他主子、奴婢间的纵横捭阖亲疏仇爱,笔触是纪实的、细致的、深刻准确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的。一些喜欢“情”的青年读者,往往看到连篇累牍地描写各种家政家事勾心斗角时耐不住心而将书页翻转过去。而成人之后,人们又会乐于分析这些春秋战国式的人际关系,而视宝玉的感情故事为荒唐幼稚无意义。

一连几回写了由于上层管理放松奴婢中勾心斗角的激化以后,作者笔锋一转又写起青年们、少女少妇们围绕宝玉的生日开展的活动来。为什么宝玉生日又拉扯出宝琴和平儿,三个人竟是同一天生日,而又说什么黛玉与袭人是同一天生日?这事交代得怪突然,令读者不解。也许只是“事实”(或实际生活中的原型人物的事实)如此,并无深意?也许这又表现了曹雪芹喜欢捉对、喜欢把一个人与他人拉扯在一块通过联系对比来更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的创作路数?于是有贾宝玉还有甄宝玉,有金锁还有金麒麟,黛玉掣出的签是芙蓉而晴雯死后也“管”芙蓉,于是连人物的生日也是集束起来表现了?

吃酒行令写了不知凡几,居然每次写得津津有味,不仅作为文学描写人物描写写得好,作为酒令集锦、酒令大全也够精彩的了。向大观园学学怎样吃酒吧,比现时一些人的酒态酒令高级得多呢。

大观园里生活的公子小姐们的天地是很小的。他们不可能想象“广阔天地炼红心”或“经风雨、见世面”。他们与大自然实际是隔绝的,这实在是他们的悲哀。

因此,憨湘云醉眠芍药裀一回,就特别令人难忘。湘云痛饮后倒在山子后头青板石凳上睡着,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手中扇子落到地上,半被落花埋起,一群蜂蝶闹嚷嚷围着她飞,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做枕头……真是全大观园唯一的至纯至美的自然之子的形象!光明的青春之神的形象!自由与欢乐的形象!它成为《红楼梦》全书的一个明亮的光斑,令人羡赏,令人欣然。而这样一个美善光明的形象,既是由天真爽快的史湘云完成的,又是由大观园的山、石、花、蜂、蝶以及天光水色完成的。读了这一段,真像是一股清泉,清洗掉了贾珍的荒淫、贾蓉的下作、贾琏的龌龊、凤姐的恶毒、大观园的奴才们的各怀鬼胎战云密布,也清洗掉了宝黛爱情中的无限忧愁悲苦,甚至你想不到《红楼梦》中竟有这等人物这等场面!这就比那种写悲就一悲到底,写讽就字字带刺,要执着就句句皱紧眉头,要深刻就行行绞尽脑汁的写法要高明、阔大、自如得多!

紧接着香菱等四五个人坐在花草堆中斗草,也颇有天趣。与人事相比,还是自然草木更可爱些。

 

“天机”及其泄露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引起了学者对研究该宴的座次的兴趣,不知道这属不属于数学范畴,序与量,按说都是数的范畴。作为又一种酒令的掣签,则又成为一次占卜、预言、猜谜的游戏。迷信的占卜,诚然是愚弄人的把戏。从心理学角度看,对自己的与他人的未来试图有所预计、猜测、估计却是人之常情,而作家至少在某种文学观念中,确是自己的书中人物的上帝,他塑造了这些人物并深知这些人物的命运。他是不是有权力给自己的人物以种种灵验的预告呢?他是不是有权力拉上读者一起猜测揣摩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命运呢?而汉字的象形性、隐喻性、更丰富的符号性与多义性(不像拼音文字只是音的符号,而汉字是“义”的符号)不是更适合成为卦辞,成为不可泄露却又终于多少泄露出来的“天机”吗?作者既然没有选取用大的起伏、大的情节悬念来吊读者胃口的路子,那么,为何不用这些文文雅雅的小趣味小神秘小花头来增加读者的阅读趣味呢?

此外,作为一个对于红学考证知之甚少的读者,我还有一个直觉判断。曹雪芹深知他写得太庞杂、太细致了,愈写,愈陷到生活的大海里,感情的大海里,越写就越是左右逢源,天花乱坠。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大幸福,这也给了作家以极大的心理压力:他有可能越写越多、越滚越大,变成作者无力背负的重担。第一,他有可能写不到终篇,越写越无边无沿,看不到尽头。第二,他可能在记忆与想象,经验与超验的大海中迷了路,枝枝叉叉,无法再理出头绪来。第三,最重要的人物即金陵十二钗,他可能无力、无心乃或不忍一一写出他们的预定的结局。因此,他必须边写边为自己竖指路牌,就像在长途驾驶时行进一段就拿出地图来对照着看看路标一样。看地图找路标才能认清自己到了哪里,走向哪里,看地图路标也才能让乘坐自己的车的客人放心,弄明方向,不致产生急躁不耐烦的情绪。而《红楼梦》中的这些暗示人物命运的诗、曲、谜、卦,就是这样的地图上的标志或这样的长途中的路标。没有它们,作者和读者说不定会沉没到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的大海里。

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些带有预言占卜性的曲辞、判语、谜语、谶语、酒令、戏文,正是准备着后四十回的佚散,准备着高鹗续做的种种公案,准备着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讨。如果后四十回没有佚散,如果每段预言式的文字都能在后四十回中找到贴切的验证,如果每一桩公案都已了如指掌,这些预言又何劳一顾、有什么可研究可争论的呢?这些预言又有什么珍贵什么神秘什么吸引力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预言预兆性的文字,丢了四十回(即使又找到一些断简残编)谁能续得上?谁有办法研究作者意图中的结局?《战争与和平》凡四卷,丢了第四卷,有办法续吗(哪怕续得不太理想)?

后四十回究竟是丢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完成,甚至压根儿曹雪芹就没想把它完成呢?我不知道史家和考证家是怎么说的。反正作为读者和作家,我更愿意想象是后者。这种“未完成交响乐”,引起了多少回响!实比完成完好无缺强多着呢!

 

芳官与芳官的称谓

芳官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作者正面写她并不多,特别是没有从人物自身的角度写过她“心想”如何,“正欲”如何,“不料”如何如何,没有写过她的感觉,她的情绪,她的动机,却写出了她给旁人的感觉,引起了旁人的情绪。就是说,并没有把她作为一个“主体”来写。六十回写芳官与赵姨娘的冲突,她能顶能撞,泼哭泼闹,是个不吃亏的。后来她去到厨房中,掰碎热糕“掷着打雀儿顽”,一副任性得宠样子,气得小蝉咒她。芳官帮五儿走后门,显示了她一进怡红院就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主子与婢仆平等作乐,天赋人权,玩得十分开心,此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芳官。此回简单描写了宝玉的穿戴,却详细而且富有色彩与活力地描写了芳官的穿戴。众人评道,“他两个倒象是双生的弟兄两个”,芳官从外形上成了宝玉第二——又一个甄宝玉了。芳官即席唱了《赏花时》,宝玉“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芳官唱得如何,歌喉表情风姿如何,没有写,雅妙的曲辞与宝玉的反应却烘托出她演唱的成功。宝玉的无语不语比击节赞赏更美妙隽永。真个是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了。酒后芳官与宝玉同榻而眠,优宠何加!之后宝玉一会儿把芳官扮成男孩,一会儿给她起个少数民族的“胡语”名字“耶律雄奴”,一会儿竟给她起了个法语名字“温都里纳”——金星玻璃,真是爱芳官爱得不知怎么好了!从本书头前部分我们知道,在宝玉房中—个丫环求得些“体面”是颇不容易的,小红侍候了一下宝玉就受到秋纹等人的抢白,最后小红只得改换门庭,另投奔了凤姐,投奔了凤姐后无善可陈,悄然淹没。但芳官作为原来的并无地位的“戏子”,一“转业”来至宝玉处就后来居上,荣宠变加,居然没有引起资深的大丫头袭人,晴雯,麝月、秋纹、碧痕等的嫉妒排挤,可见她一是确有真才实貌,有相当的本钱,不可等闲视之;二是她的性格确有某种魅力,或做人确有某种道行,能讨人喜欢,能化解或征服敌意。看来主要是前者,并非有意为之。好个小芳官,也算个人才了。

改名改装引起了连锁反应。湘云宝琴等亦把侍候自己的葵官改成大英,荳官改成荳童,全是女扮男装。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扮男装反映了这种女性对男性的趋迎心理。也反映了性别变化的幻想,使人联想到现代的变性人、变性手术。湘云宝琴无缘用男童当差,便以假代真,虚拟实现,心理补偿。宝玉爱芳官并希望突破男女界限,使芳官能更充分更方便地陪伴他,也需要某些时候把她男性化一下,何况芳官原是演员,可以演这个也可以演那个,可以是男,可以是女,可以是中原人、“胡人”,也可以是“海西福郎思牙”——法兰西人。这正是演员本人及演员这个职业的魅力。他是他本人,他又是他人,不是他本人。A就是AA不是非AA不能又是B又不是B,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律与排中律限制不了人们突破自己的(或别人的)确定性与局限性的想象和实践,限制不了演员的生涯与艺术。芳官是芳官,是女,又是宝玉的孪生兄弟,是小厮,又是胡人耶律雄奴,又是法兰西人温都里纳。这样的芳官,一身而二任三任,何等地可贵!何等地丰富!这样地写人,何等地自由,何等地洒脱!

好景不长,抄检大观园,清洗大观园,芳官等戏子与晴雯是重点清理对象,到七十七回,“美优伶斩情归水月”,芳官藕官蕊官,寻死觅活要剪了头去做尼姑,王夫人听了骂道“胡说!那由得他们胡来……每人打一顿给他们,看还闹不闹了……”而水月庵的智通、圆心“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王夫人听了“两个拐子的话”,最后同意了三人出家——作者写得清白,名为进“佛门”,实际被“拐子”拐骗走了。

芳官的美在于天真,在于一切率性而为,在于身为奴婢而毫无奴相奴气。她的表现充分说明了她在心底认为自己是和宝玉一样的人。没有奴相奴气的奴婢是宝玉所认为可爱的,却不是王夫人和她所代表的封建秩序所能爱能容的。没有奴相奴气的奴婢仍然是奴婢,越没有奴相奴气越不能逃脱奴婢的被宰割被践踏被任意揉搓的命运!奴婢面前只留下一条路,便是加强奴婢意识,处处以忠顺的奴婢自居,像袭人(还有平儿)那样,庶己才能消灾免祸,才能保个脑袋与屁股的完整。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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