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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董事长回应低俗质疑:看过人不会这么说
2012-8-20 7:30:38  出处:中国青年报
 
读者争看《知音漫客》。资料照片
读者争看《知音漫客》。资料照片

  白云黄鹤,琴台知音。

  27年前,《知音》在知音故里靠3万元起家,如今已裂变为10刊两报、7个子公司、两个网站及1所学院,刊报月发行总量超过1300万份,总资产达8.6亿元的传媒集团。

  几十年间,它创造了多个第一,数次引领期刊时代新风,担当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锋,被业界称为“知音现象”。

  也许,《知音》曾经陪伴您的人生旅途,但您并不了解《知音》,甚至有过误解,不了解知音人的光荣与梦想,更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的传奇与故事。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4期“你可能不知道的知音”系列专题报道,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敬请关注。

  沈有桥在楼梯拐角处办公的时候,丝毫也没想到《知音》能有现在的辉煌。

  那是1984年10月4日,沈有桥到还未出刊的《知音》杂志社报到上班,领导问他:“你现在暂时只能在外面的楼梯里办公了,先委屈一下,行吗?”沈有桥只好搬了套桌椅,在楼梯的拐角处当上了《知音》编辑。

  后来,《知音》杂志社被安排到楼顶的阁楼里办公。10多平方米的小阁楼有8个窗户。夏天,“火炉”武汉热浪袭人,小阁楼像一个蒸笼。

  然而,就是在这个阁楼里,几个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孕育出了《知音》杂志,并创造了1985年1月创刊号发行40万份、当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奇迹。

  起步虽然粗粝,锋芒却耀眼逼人。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期刊发展史,很多期刊也跟《知音》一样,虽是应运而生,却创造了一时辉煌。不过,跟它们中绝大多数不同的是,《知音》更懂得顺势而为,敢为人先,在疲乏中振作,在浮躁中坚守,执着而勇于博取,渐成浩荡之势,长盛不衰。

  上海市妇联原副主席,《现代家庭》杂志社原社长、总编孙小琪一直关注着《知音》的成长。她说,《知音》的成功,在于它在内容定位和经营管理上的敢领风气之先。

  3万元起家,自负盈亏

  知音传媒集团董事长、《知音》杂志社社长胡勋璧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知音传媒集团下属10刊两报,刊报月发行总量1300余万份,核心产业《知音》杂志现月发行量超过500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5位。2011年收入5.6亿元,实现净利润1亿元。

  然而,27年前,《知音》却是由一间阁楼、3万元开办经费、五六个人的办刊队伍起步的。

  1984年5月,当时大兴机关办经济实体之风,各地妇联都提出了兴办实体的项目。时任湖北省妇联主任的周明觉得,企业不好办,但办一本妇联的杂志,算得上个“实体”,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妇女。

  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杂志的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省妇联领导意识到,只有过硬的主编,才能担负起办好刊物这一重任。于是,她们明察暗访四处选“将”。

  后来长期担任知音集团二把手的雷一大是省妇联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是妇联的“一支笔”,他被确定为办刊人员。

  雷一大说,当时他因为给报刊写稿也认识了一些编辑记者,脑子里过了一遍后,想起了《湖北青年》杂志社编辑组组长胡勋璧,他认为胡勋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时年28岁的胡勋璧已经有多年的办刊经验:20岁的时候,他就是武穴市田镇区委的通讯干事;22岁,担任《湖北青年》杂志社驻黄冈地区记者站站长,同时也是共青团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胡勋璧调到《湖北青年》编辑部工作,随后被提拔为编辑组组长。

  当时的省妇联领导考察发现,胡勋璧不仅有采编经验,还有管理能力。省妇联派出干部跟胡勋璧见面,征求他的意见,当时胡勋璧正好对刊物如何贴近读者、启迪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有着深入的思考,希望有个平台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梦想。双方一拍即合。

  万事开头难。第一难,难在取刊名。

  当时的刊物几乎都在刊名前加上地域名称。省妇联的干部们在讨论刊名时,建议以《湖北妇女》命名的占绝大多数,最后,以暂定名《湖北妇女》和《家庭内外》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决定二者选其一。

  “当时我和胡总都不满意,我们觉得刊名要响亮,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在未定名之前,广泛向社会征集刊名。”雷一大说,他们跑到邮局、大学、纺织厂征集刊名,最后一共征集来了29个刊名,其中就有“知音”。

  到底哪个做刊名,最后由省妇联领导和筹备人员投票决定,结果,得票第一的是“女性之光”,“知音”排第二。

  胡勋璧和雷一大两人一琢磨,还是觉得“知音”好,首先,中国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动人故事。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武汉汉阳的古琴台。在“知音”故里创办“知音”杂志,再合适不过了。其次,这个刊名也可理解为广大妇女同胞的“知音”,跟办刊宗旨相契合。第三,“女性之光”的刊名会使内容变得狭隘。

  1984年10月,湖北省妇联党组开会,专门研究刊名问题,党组成员对《女性之光》、《知音》、《家庭内外》三个刊名选定哪一个发生严重分歧,在时任省妇联副主任罗玉珍的力主下,选定《知音》作为刊名。

  刊名算是定下来了,事情又突然起了变化。按惯例,只要省委省政府批准了办杂志,就会批给人员编制指标以及人头经费和办刊资金。当时正逢财政体制改革,省妇联接到的批复文件却是省财政仅一次性拨给3万元开办经费。杂志社的性质是“企业管理,自负盈亏”,也就是说,必须走市场自己养活自己。面对这个变化,胡勋璧萌生过退意,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杂志筹办工作已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不能半途而废,对梦想的追求,使他不再犹豫,带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

  “清新”却触“高压线”,创刊号险些胎死腹中

  《知音》的方向最终确定为“纪实性”刊物。然而,刊物却差点儿因此胎死腹中。

  这是因为,胡勋璧有心将《知音》作为试验田,改变当时报刊以说教为主、缺少个性的特点,办一本真正符合读者口味的杂志。他们面临财政“断奶”、自负盈亏的压力,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需求为出发点办刊。

  在创刊号选题上,他们组织了一批婚恋题材的作品,谈论人情人性的话题,还约写了一些案例报道和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文章。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文章必须‘三深入’,即深入生活、深入家庭、深入心灵,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弘扬人情美人性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选稿主旨。”胡勋璧说。

  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无可非议,用雷一大的话说,“这些稿件贴近生活,真实反映现实,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有股清新之气。”

  然而,这种“清新”在当时却触上了“高压线”。当时,虽然改革开放五六年了,但由于“左”的影响,报刊上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问题还很严重,政治味很浓。而且,当时还有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领域和范围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连《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也被视作“黄色书籍”予以没收。

  在《知音》创刊号印刷时,有人不知道通过何种途径看到了样刊,当即向省委反映创刊号有严重问题。几位老干部还找到领导告状,要求停发创刊号。

  胡勋璧和省妇联领导急了。省妇联领导反复审阅了创刊号全部稿件,认为尽管个别文章、个别标题有些“不合时宜”,但整体导向上是健康向上的,主旋律是好的。

  于是,省妇联领导找到时任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反映问题,钱运录把反映“有问题”的稿件看了以后,也觉得整体上是好的,不能因个别文章的微小问题将一本刊物扼杀在摇篮中,因此,他作出“导向是正确的,边发行边提高”的批示,亲自做工作,让有关部门为《知音》放行,《知音》这才逃过一劫。

  1985年1月,创刊号面世,一时洛阳纸贵。中国期刊界的一颗新星开始闪耀。

  孙小琪说,《知音》的成功,源于对人性本身的解放、理解、悲悯心的呼应,它既有新闻杂志的新鲜信息,又有文学杂志的内在张力,对读者的诉求呼应得很充分。“‘文革’结束后,先是因被桎梏了多年的情感爆发,文学刊物有了猛增。接下来人们清理既往、建设新生活的欲求强烈,生活类刊物在此时创刊,所以一问世就获得了成功。”

  雷一大说,《知音》的文体和选题,让许多人觉得《知音》是真正的“知音”,所以特别抢手。“那两年我去新疆出差,在报摊上看到,买《知音》必须要搭其它滞销的杂志,因为《知音》实在卖得太火了。”

  从创刊之初几期看,《知音》的一些东西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了,20多年未作大的变动。比如,创刊号封面上是女杂技演员李莉萍的半身照片。20多年来,《知音》的封面都有一位封面女郎。名人的情感故事也在创刊号上出现,斯琴高娃的人生苦恼被娓娓道来,这也是《知音》坚守了20多年的选题;《一个离婚女子的痛苦呐喊》等人情、人性故事的出现,后来被《知音》做到了极致;《爱情天幕上一个颤抖的问号》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也奠定了《知音》未来标题制作的道路。

  孙小琪认为:“几十年过来,《知音》人性美、人情美定位从来不变,只在自己认定的模式上精耕细作,这对品牌形成很关键。”

  “创刊号的成功,也验证了我们提出的‘三深入’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将‘三深入’确定为最主要的办刊思路,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胡勋璧说:“没有对质量上的强大追求,不能当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一篇稿子就得了3.7万元稿酬

  办刊如河,有顺流也有暗礁;办刊如路,有坦途也有坎坷。

  从1987年年底开始,《知音》发行量遭遇滑铁卢:1988年最高月发行量跌到100万份以下,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80万份;1989年最高月发行量跌落到60万份,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49万份。

  胡勋璧说,下跌的原因,一是遭遇竞争,大量文化生活类刊物创刊;二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杂志涨价,影响了发行量,“但更主要的还是杂志本身不像过去那样受读者欢迎”。

  当时大家都很焦虑,开始眼红别的刊物,如南方的《家庭》和北方的《女友》,前者以报道名人明星见长,后者注重文章和版面表现形式的新颖与活泼。

  《知音》内部有人坐不住了,有的主张要走《家庭》的路,有的认为要像《女友》那样办刊。“但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的阵脚没有乱。一个刊物特色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努力才得以不断强化和明确的,而且受到编辑、记者的工作经验、人才结构等条件的制约, 是其各方面优势的集中反映,如果我们不顾本刊实际,盲目地去模仿和学习别人,只能是邯郸学步, 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胡勋璧认识到,《知音》发行量不断下滑,并不是编辑方针错了,“特色”上有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坚持好自己的特色,离普通读者远了。

  于是,他在全体编辑会议上郑重提出: 坚持“三深入”的编辑方针不动摇。围绕突出“人情美、人性美”的特色,力争达到“篇篇可读、期期精彩”(后又调整为“期期有重点,篇篇是美文”)的质量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作出重大改革。

  首先是严把审稿质量关。负责三审和二审的主编、副主编真正做到以质取稿。对外部的作者,彻底杜绝关系稿、人情稿上版面;对内部的编辑记者不搞平衡,不照顾情绪,谁的稿件质量好就上谁的稿件。主编、副主编带头去组织高质量的稿件,以身示范。

  第二,改变现在大多数报刊社按版面或栏目分工的做法,编辑没有固定的栏目,可以采写和组织各个栏目的文稿,择优刊发,以此最大限度地保证发稿质量。

  第三,对作者舍得进行感情投资。除了通过编辑出差、书信、电话与作者交流信息、密切联系外,对有突出贡献的作者,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作者笔会,所有费用均由杂志社承担,这一做法,也是大众刊物中实行得最早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篇篇可读,期期精彩”逐步成为读者对《知音》的由衷评价,发行量稳步上升。1994年重新突破百万份大关,最高月发行量达到115万份;1995年第5期发行量达到140万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于当时各大中城市都市类报纸纷纷创刊,纪实类稿件的争夺空前激烈。

  为了争取到好稿件,从1997年开始,《知音》就实行了千字千元的高稿酬制度。

  “我有个理念,就是要让作者享受刊物发展的成果,所以我们愿意出高价钱拿到好稿子。衡量好稿子的标准,首先是真实,二是独家,三是看影响力。”胡勋璧说,实行高稿酬制度,就是为了调动作者的积极性。

  除了稿费,还有各种评奖,且奖金不菲。比如,《知音》的撰稿人徐向林的一篇稿件,月度奖金1万元,年度奖金两万元,加上稿费7000元,一篇稿子就获得了3.7万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勋璧曾去台湾地区交流,发现《知音》的稿酬比台湾地区的报刊都要高很多。

  与此同时,笔会制度也在改进,写稿多、质量高的作者参加一级笔会,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一级笔会作者写稿数量和质量稍逊的参加二级笔会,去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每次每支队伍都去数十人。

  重金之下是稿量的保障。雷一大说,“不说百里挑一,每期稿件十里挑一肯定是有的,真正做到了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我们扩张,但从不盲目扩张”

  从1996年开始,《知音》发行量蹭蹭地往上涨,1996年年底达到200万份,1997年第5期达到280万份,1998年第9期发行量达到了320万份。而在同期,许多曾辉煌一时的刊物却稀里哗啦地倒下去了,曾经期发行量高达960万份的《大众电影》、曾经一刊风行的《青年一代》等逐渐式微。

  随着发行量的突飞猛进,《知音》富了。为了让《知音》进一步做大做强,胡勋璧们想起了扩张之路,其中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业为主,多业发展;一刊为主,系列发展”。

  “我们当时也认识到,单靠一本杂志,一年12期,要创造出太大的空间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决定展开更多布局”。胡勋璧说。

  1996年8月,《知音》推出《知音·海外版》,创刊号发行量即达8万份,后来增长至50万份。

  为了改变月刊周期太长的缺陷,1999年起,《知音》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

  2000年11月和2001年3月,知音杂志社又创办了《打工》和《好日子》杂志。《打工》也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有“小知音”之称,创刊第二年就实现了月发行量30万份,后又发展到50万份。

  “我们虽然在扩张,但从来不盲目扩张。”胡勋璧说,“1999年改成半月刊的时候,我们在1998年做了大半年准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新招了很多人,多次试刊,改成旬刊也是一样的,都提前准备和培训了队伍。全国这么多刊物,像我们这样改成功的不多。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知音也在适时向期刊出版相关产业延伸,1996年,创办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印务公司。2000年前后,在网络投资和教育投资热潮中,知音又投资兴办了知音网站和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这两个是知音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胡勋璧说,知音的多元产业格局思路非常清晰,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层,即品牌产品《知音》,第二个层次是从第一个层次延伸出来的知音系列刊报,第三个层次是与刊报出版密切相关的知音系列子公司,第四个层次是战略性投资项目。在胡勋璧看来,这种发挥品牌资源优势、通过品牌资源延伸来实现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实现低成本扩张,较快达到产业发展目标和效益预期,“基本上我们办一个成一个”。

  在2000年后知音传媒集团的发展中,最耀眼的是《知音漫客》。仅用6年时间,这份创刊于2006年的期刊新锐就完成了从名不见经传到发行量“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跨越。《知音漫客》可谓是《知音》期刊阵容中的异数,因为它根本不针对成人世界办刊,而是面向90后。

  说起办刊初衷,胡勋璧说,很简单,我也是动画爱好者,我女儿很小时,我就跟她一起看阿童木和一休,“小孩非常喜欢看动漫,读者群很庞大。后来我碰到《知音漫客》现在的主编李靖,他在这方面也有着敏锐的嗅觉,于是就创办了这本刊物。”

  现在,基于《知音漫客》平台进行的多元开发,如图书出版、手机漫画、动画、游戏、在线商店,已经让知音传媒集团又多了一个产业集群。2011年,《知音漫客》的收入已超过《知音》杂志,利润率也与《知音》杂志相距不远。

  “这等于再造了一本《知音》。”胡勋璧说。

  如今,知音形成了以《知音》杂志为核心的期刊出版、广告经营、书刊发行、印刷制版、物业开发、网络媒体、动漫制作、高等职业教育等多元产业构成的产业格局,正准备进军资本市场。

  随着知音传媒集团产业越来越大,办公地点先是搬到了水果湖高15层的知音大厦,2006年1月,又搬到了紧邻东湖的面积近百亩的新办公区。

  沈有桥感叹说:“弹指一挥间,胡勋璧老总率我们在恶劣环境里孕育的《知音》,从一个五六个人的杂志创办出一个上千人的集团。我跟着他们从‘楼梯办公室’搬进了东湖路16号知音大厦,又从知音大厦搬到如今规模更大的新办公区,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感慨万千啊!”

  “人情美、人性美”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访知音传媒集团董事长胡勋璧

  记者:数据显示,《知音》的月发行量在四五百万份以上,《知音》的成功也被业界称为“知音现象”,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胡勋璧(以下简称“胡”):《知音》杂志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形成了感动千百万读者的知音纪实体。知音纪实体最核心的是“人情美、人性美”。表现“人情美、人性美”一直是我们的理念,也是我们的追求。这一理念已内化为《知音》的特质。

  记者:“人情美、人性美”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胡:我所说的“人情美、人性美”,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共有的人性深处最美好的精神和情感,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索创造,包括人的追求、奋斗、创业,并以此实现人生价值;二是无私奉献,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美好关系,如友情、亲情、爱情等;三是生命的尊重关怀,包括对生命本身的感悟、体验和诗意表达等。

  记者: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在《知音》中如何表现出来?

  胡:是通过真实的人生故事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典型的新闻故事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新闻故事是《知音》的命根子。所谓典型是指这些故事都有独特的个性,同时又揭示了人生的本质。这些极具典型性的人生故事,与人性美的内涵相对应,可分为探索创造的创业故事、无私奉献的情感故事和体验生命的哲理故事。在具体的文章中这三个方面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某篇文章中可能侧重于某个方面。

  记者:但有声音认为《知音》过于注重传奇色彩,以致有些作者胡编乱造,对此您有何看法?

  胡:我们刊物要求纪实稿件要有典型性、有特色,这样就有个别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给我们投一些编造的稿件。这样的稿件通过审稿件环节有的能被识破,有的仅通过审稿无法辨出真伪。

  1998年,我们成立了法务部,专门负责核查稿件的真实,享有撤稿权,每篇稿子都要通过他们的认真审核签字后才能刊发,他们拦住了很多整篇或细节胡编乱造的稿件。现在,我们要求编辑从发现选题起就跟作者一起互动甚至采访,从源头上杜绝作假问题。

  记者:也有声音对“知音体”提出异议,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恶搞知音标题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说到“知音体”,应该说一本杂志的内容定位决定了它的表现形式。我们“深入生活、深入家庭、深入心灵”的办刊方针和“期期有重点,篇篇是美文”的质量标准,决定了我们的文章必须充满鲜活生动的细节,讲究真情、真事,寻求动人的文风和温馨、美好的意境表达,当然还要有一种拥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标题。

  在标题制作上,我们也是讲究完美的。杂志不像报纸,可以有肩题、主标题、副标题,几十个字都放得下,我们规定最长的标题不超过18个字,这么短的一行字,要高度概括、直达事物本质、表达美感,这样才会有视觉冲击力。所以,制作这样的标题是很不简单的,从编辑一直到总编辑都要费很多心血,要反复修改。有时一个标题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去制作,就是那么几个字或者十几个字,不下功夫是达不到这一标准的。

  在这里我也开个玩笑,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叫“知音体”呢?说明《知音》的标题是讲究质量的。为什么不产生别的体,产生了“知音体”呢?说明知音体是有代表性的,下的功夫是更多的。

  记者:我看到《知音》也曾被批评为搞“快餐文化”和专挖名人隐私?

  胡:说搞“快餐文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有强烈的精品意识。我们这么一种文章风格,在新闻实践当中成果是很丰硕的。2007年中宣部组织了56家媒体到河南焦作去采访一个叫谢延信的煤矿工人,我们的记者采访很深入,写的文章也很有特色,当时中宣部专门致函湖北省委宣传部,充分肯定这篇文章,并对采写这篇文章的记者提出表扬。

  还有著名的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我们发表了《揭秘杨振宁和妻子翁帆背后的故事》。杨振宁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让人感觉很平实,有人情味,《知音》是一本很大气的杂志。

  《知音》确实从创刊号开始就关注名人,关注名人也符合新闻规律,谁不愿意去关注名人?但在办刊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少关注名人,多挖掘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现在,《知音》的内容取材只有20%的报道题材涉及名人,80%都是关注普通人的故事和命运。而且,即使是写名人,我们也不会带着“窥探隐私”的心理去关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写名人的报道,必须采访名人及其亲友,稿子要有他们的亲笔签字才能刊发。而且我们在创刊初期就强调要把名人当普通人来写,让读者在名人身上看到普通人的情怀,从而产生思想和情感的共鸣!

  记者:有人说《知音》专攻二三线城市?

  胡: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事实是,《知音》目前发行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地级城市。当然,在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县城、乡镇也有较好的市场。《知音》也在寻求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延伸发展,但绝非专攻二三线城市。

  我们也有数据为证,2012年5月,《知音》发行排前5位的城市是:广州35万份,南京28万份,北京27万份,杭州27万份,上海24万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占了发行量的半壁江山。

  记者:您怎么看待外界对《知音》的批评?

  胡:我看到围绕这次知音上市,外界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有些批评认为我们格调不高,内容低俗,说我们拿恶俗、狗血的故事来吸引低层次读者。我认为,很多批评者并没有看过《知音》,他们树立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然后予以攻击。看过的人大部分不会认为我们杂志低俗,反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声音以站在道德高地自居,将自己视为文化裁判,不经了解调查就作出盛气凌人的批评,这些我们都难以接受。当然,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建议中也有帮我们提高的善意,对我们提高办报办刊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对此非常感激。

  记者 叶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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