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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新移民的生活故事
2012-7-23 6:54:38  出处:新华读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7月

   【内容简介】    

    《落地》由12个短篇组成,以纽约法拉盛中国城为背景,讲述了12个关于新移民的生活故事,有烫衣工、作曲家、和尚、家庭护理、临时夫妻、教授等,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美国梦在现实生活的泥沼中摸爬滚打,既辛酸、无奈,又不乏温馨与希望《落地》是哈金移民华人书写的延续。

   【作者简介】

    哈金(本名金雪飞,英文笔名Ha Jin),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华裔美国作家。十四岁参军,在部队写宣传材料奠定了他良好的写作基础,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又在山东大学获得北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沉默时间》,小说作品包括《在池塘里》《疯狂》《南京安魂曲》等,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笔会/福克纳奖、笔会/海明威奖等奖项,并凭《战争垃圾》跻身普利策奖决选作品之列。

   【相关评论】

     余华: 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阎连科: 哈金早已是名扬世界的作家,他为中国文学赢得的声誉不言而喻。

    王德威: 哈金是当代英美文坛最受重视的华人作家……他白描海外华人社会众生相,平凡里有世故,涕笑中见真情。简单的故事写尽不简单的人生。

   《纽约客》杂志: 读哈金就像谈恋爱:你经验了焦虑、深沉的自觉和对世界有不舒服的感受,然而又有某种乐趣……哈金跟其他最好的写实作家一样,把情感的力量隐藏在了最白描的字句中。

【目录】

    忆小波(代序) 徐卓云

    写在前面

    成方街

    铁一号

    西郊

    艰难时代

    闲逸生活

    文字之缘

    革命年代

    象棋

    全武行

    市民心态

    健行者

    戍边云南

    学英语

    青虎山

    反熵现象

    小波结婚

    上大学

    

    附录:

    艺术的内丹

    王小波年谱简编黄山行

    月夜

【书摘】

       序言

    好多年前就想写一本有关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但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放置在什么地点。二○○五年二月初,《世界日报》请我参加一个会议,该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市中心举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都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二十次。如今法拉盛已经是纽约的新中国城,所以也可以说《落地》是新中国城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些是基于大家都知道的事件,比如临时夫妻,家庭健康助理的辛酸,被拒发工资的和尚等等。不过,那些都是新闻,而作家的工作是把新闻变成文学,使它成为永久的新闻。有一种偏见认为华侨的生活根本就不该写,用葛浩文的话来说:“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新京报》2008.3.23)。言外之意,应该写那个“大中国”。其实作家的眼界不光是写什么,也包括怎么写。在舞蹈表演中谁能将舞和舞者分离开呢?艺术家的本领应该是能通过卑微的生命展示复杂汹涌的人生,就像爱默森说的能从一滴水看到宇宙。除了艺术眼光,这也是一个人生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一位中国城里的新移民就不可以与那个“大中国”拥有同等的艺术机遇呢?

    《落地》出版后受到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华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或是他们父辈和祖辈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无数孤独坚忍、寻找家园之人的故事。

    虽然这些故事是用英语写成的,但我相信它们也能在汉语的读者中引起共鸣。我一直坚持可译性是创作的准则,因为文学的价值是普世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故事的汉译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译下来的。在译文中我只加了一句话:“人穷志就短”(《两面夹攻》),因为这个玩笑实在没法在英语里开。当然了,一些移民的英语口音和误用无法完全在汉语中再现,但汉译文仍有鲜活的一面——我下笔时仍可以感到整个汉语的分量,而在英语中我却很难找到这种感觉。在不同的场合我说过选择英文写作是我个人的悲剧,这主要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劳动量。比如,《落地》的译文最多用了我花在英语原文上的百分之五的工夫。我常想如果把同样的精力花费在汉语上,也许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过,那只是想入非非。英文写作的确使我变得独立和坚强,还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机会,就是在别的语言中找到读者。

    这回亲自译这本书还有一份私心。我过去一直强调思乡是一种没用意义的情感,因为人应当面对已经造就的世界,必须往前走。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场讲演之后,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面前笑着说:“等你到六十岁时,你就会说出不同的话。”她是对的。现在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开始对思乡有不同的理解,有时也真的很想家。但我父亲是军人,从小我们就到处搬家,所以无法说哪里是家乡。然而,思乡的确是一种难以压抑的感情,就像爱情。由于找不到故乡,我就把这份心绪的一部分倾注到《落地》的译文中,以在母语中建立一个小小的“别墅”。这也算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的一个停歇之处。

作曲家和他的鹦鹉

    同拍摄组去泰国前,苏普莉娅把从朋友那里继承过来的鹦鹉留给范林照管。范林从没问过她鸟来自何处,但敢保证这只名叫宝利的鹦鹉曾经属于某个男人。苏普莉娅在他之前一定交过一些男友。她是位漂亮的印度演员,总会招来羡慕的眼风。每当她人不在纽约,范林就担心她会跟别的男人热恋起来。

    好几次他曾暗示可能向她求婚,但她总是避开这个话题,说她的影坛生涯到三十四岁就会结束,今后五年里得抓紧多拍几部片子。实际上,她从未演过主角,始终演些配角。如果她什么角色都拿不到就好了,那样她就可能接受妻子和未来妈妈的角色。

    范林不太了解宝利,从没让这只白尾巴的小粉红鹦鹉进入自己的作曲室。过去苏普莉娅出差时常常把宝利寄托在“动物之家”,不过,如果只离开两三天,她就把它关在笼子里,放上足够的食物和水。但这回她将在国外呆三个月,所以要范林照看这只鸟。

    跟别的鹦鹉不同,宝利不会说话;它不声不响,使范林常常怀疑它是哑巴。夜里这只鸟栖息在窗边,睡在一个立架上的笼子里,那架子像巨型的落地灯。白天它蹲在窗台上或在笼子顶上晒太阳,羽毛好像被阳光漂白了。

    范林知道宝利喜欢吃谷子,但不清楚宠物店在哪里,他就去街上的香港超市买回一袋小米。有时他也把自己吃的东西给鹦鹉:米饭、面包、苹果、西瓜、葡萄。宝利喜欢这些食物。每当范林把饭菜放到桌上,鸟就过来转悠,等着时机啄上一口。这些日子范林常常吃中餐,这是苏普莉娅不在家的唯一好处。

    “你也想吃麦片吗?”一天范林吃早餐时问宝利。

    鸟用长着白圈的眼睛盯着他。范林拿来一只茶碟,放进几颗麦片,摆在宝利面前。他加上一句,“你妈不要你了,你得跟我过了。”宝利啄着麦片,眼皮扑闪扑闪。不知为什么范林今天觉得它怪可怜,就找来一个酒盅,倒了点奶给它。

    早餐后,他第一次让宝利进入作曲室。范林在电子琴上谱曲,因为房间太小,放不开钢琴。鸟静静地坐在他的写字台的边缘上,注视着他,仿佛认得他写下的音符。接着,当范林在琴上弹试一个曲调时,宝利开始拍打翅膀,摇头晃脑。“喜欢听我的作品吗?”范林问它。

    鸟没有反应。

    范林正在改写音符时,宝利落到琴键上,踏出几个微弱的音响,这让它更想玩下去。“走开!”范林说,“别碍事。”

    鸟飞回到写字台上,又一动不动地观看男人在纸上画着小蝌蚪。

    十一点左右,范林靠着椅背伸了个懒腰,注意到宝利身旁有两个白斑,一个比另一个大。“该死的,别在我桌上乱拉!”他喊道。

    一听那话,鹦鹉嗖地飞出屋去。它一逃跑,倒使范林安静了几分,提醒自己要耐心些,宝利可能和小婴儿差不多。他站起来用纸巾擦去了污迹。

    每周他给只有五个学生的作曲班上三次课。他们付的学费是他的固定收入。学生们晚上来到他在三十七大街的公寓,待上两小时。那位二十二岁名叫沃娜·科南的瘦削女生非常喜欢宝利,经常伸出食指对它说:“过来,过来呀。”不管她怎么哄逗,鹦鹉总是无动于衷,坐在范林的腿上,仿佛也在听讲。有一回沃娜抓起鸟来放到自己头上,但宝利立即跑回到范林那边。她嘟囔说:“马屁精,光会溜须主子。”

    范林跟当地的一个剧组合作,创制一出以民间音乐家阿炳为原型的歌剧。阿炳早年与他父亲一样是个和尚;后来他失明了,被赶出了寺庙。他开始作曲,沿街演奏聊以度日。

    00范林不喜欢这个剧本,它过于强调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歌剧的主人翁阿炳宣称“艺术的伟大只是一个意外”。对范林来说,这种逻辑无法解释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没有艺术理论、眼界、目标,怎么可能有他们伟大的交响乐。伟大的艺术不应该是偶然的。

    即使这样,范林仍然用心地谱写《盲人音乐家》的乐曲。根据合同,他将获得整个歌剧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他们会预支给他六千美金,分两次付清。这些日子他忙着作曲,很少做饭。他从早上七点创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出去吃午餐,常常带上宝利。鸟蹲在他肩上,范林走起路来觉得宝利的爪子在挠他的皮肤。

    一天下午,在罗斯福大街上的泰阪餐厅里,范林吃完饭去柜台那边付了钱,回到座位上继续喝茶。他把一美元小费放到桌上,宝利却叼起钱来,放回到他手里。

    “哇,它认得钱!”鼓着金鱼眼的女招待喊起来。“别偷我的钱,小三只手!”

    那天夜里范林在电话上告诉了苏普莉娅宝利的新花招。她说:“我从没想到你会喜欢它。它不会给我叼钱,那是肯定的。”

    “我只是照管它。它是你的。”范林以为她会兴致勃勃地谈下去,但她的声音同往常一样,徐缓的女中音略带睡意。他本来要说多么想她,经常抚摸她在壁橱里的衣服,但忍住了没说。

    一个湿漉的早晨,外面蒙蒙细雨在风中摇曳,像绵绵丝线缠在一起;西面街上的车辆隆隆作响。范林躺在床上,肚子上盖着卷皱的床单,心里想着苏普莉娅。那女人总梦想着要孩子,她在加尔各答的父母常催她快结婚。然而范林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她的备胎——一旦她找不到更中意的男人,他就成为垫底的。他尽量不想烦心事,而回忆起那些令两人都销魂、疲竭的激奋之夜。他想她,非常想,但也明白爱情就像别人的恩赐,随时都会失去。

    突然一个响亮的音符从作曲室传来——宝利在电子琴上玩呢。“别闹腾了!”范林朝鸟嚷道。但音响继续玎玲玲地传来。他下了床,向作曲室走去。

    不知怎么搞的客厅里窗户开着,地板上散落着纸张,由过堂风吹来吹去。范林听到动静,看见一个人影溜进厨房。他快步跟过去,只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爬出窗外。范林没追上他,就探出窗户,朝顺着防火梯往下跑的小偷大喊:“你要是再来,我就报警把你逮起来。找死的!”

男孩跳落到柏油地上,两腿一软坐了个屁股蹾,但接着就爬起来。他的牛仔裤后面黑乎乎的湿了一片。一眨眼他拐上街道,不见了。

    范林回到客厅时,宝利忽地一声飞过来,落到他的胸脯上。鹦鹉看上去受惊了,翅膀颤抖不停。范林双手捧起鸟,亲了它一下。“谢谢你啦,”他悄声说,“你吓坏了吧?”

    鸟笼的门白天黑夜总开着,宝利通常在笼子里方便。每两三天范林就换一换铺在笼底的报纸,以保持鸟舍的清洁。实际上,他的整个公寓成了一个大鸟舍,宝利可以进进出出,包括作曲室。它醒着时一般不在笼子里呆着,那里面横着一根塑料栖杠。甚至夜里它也不用栖杠,而是抓着笼帮睡觉,身子悬在空中。那样睡不累吗?范林想。难怪宝利白天提不起精神。

    一天下午,鹦鹉趴在范林的胳膊肘上,他注意到宝利的一只脚比另一只脚厚些。他把鸟翻了个身,吃了一惊,发现宝利左脚上有个绿豆大小的水泡。他寻思着塑料栖杠是不是太滑了,鹦鹉踩不住。是不是它抓着睡觉的笼帮把脚磨起了泡?也许他应该给宝利买只新笼子。他翻阅起电话簿查找宠物店。

    一天傍晚他在皇后区植物园散步,遇见歌剧导演艾尔伯特·张。艾尔伯特在跑步。他停下来和范林寒暄时,宝利飞向一棵硕大的柏树,冲进蓬乱的树冠,落到树枝上。

    “下来,”范林唤它。鸟一动不动,紧抓着倾斜的树枝,注视着两人。

    “这只小鹦鹉真难看。”艾尔伯特说。他擤了一下鼻子,用手指掸去运动裤上的尘土,接着跑走了,后脖颈上的肉直颤。在他前方一对年轻夫妇溜着一条达克斯猎狗,狗脖子上拴着长长的皮带。

    范林转身要离开,宝利飞扑下来落在他头上。范林把鸟放到胳膊上。“怕我丢下你走开,是吧?”他问。“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再带你出来了,明白吗?”他拍拍宝利的头。

    鹦鹉只朝他眨眨眼。

    范林突然意识到宝利一定喜欢木头栖杠的感觉。他四下找了找,在一棵高高的橡树下捡了根树枝,带回家去了。他卸下塑料棒,把树枝削成新的栖杠,每一端都刻出个槽,将它嵌进笼子里。从那天起,宝利每天夜里都睡在木枝上。

    范林自豪地对苏普莉娅讲起那个新的栖杠,但她太忙,兴奋不起来。她听上去倦意浓浓,只说了句“我真高兴把鸟留给了你。”她甚至都没说声谢谢。他原打算问她电影拍摄的进展如何,但没问。

    歌剧作曲进展得很顺利。范林交上去了前半部分乐谱—共132页;艾尔伯特高兴极了,说他一直担心范林还没动笔。现在艾尔伯特可以放宽心了——一切都要就绪了。几位歌手已经签约。看起来明年夏天他们就能上演歌剧。

    在办公室里,艾尔伯特叼着雪茄,吞吐烟雾,面带难色地咧嘴一笑,对范林说:“我现在没法付给你头一半预支费。”

    “为啥不能?合同上写的你必须付。”

    “没错,但我们手头没有现金。下月初我一定付你,那时我们就有钱了。”

    范林脸一沉,宽厚的眉毛拧起来。他已经陷进这个歌剧里,撤不出来了,他怕将来更难得到报酬。他以前从没为艾尔伯特·张工作过。

    “这鸟今天更丑了。”艾尔伯特说,手里的雪茄指着宝利。鸟站在写字台上,在范林的两手之间。

    话音刚落,鹦鹉忽地飞起来,落到艾尔伯特的肩上。“哎,哎,它喜欢我呀!”那人喊了一声。他取下宝利,鸟慌忙逃回到范林身边。

    范林注意到艾尔伯特的西服肩膀上有片绿乎乎的污斑。他压下从喉咙里冲上来的欢笑。

    “别为酬金担心,”艾尔伯特保证说,手指轻敲着桌面,“咱们有合同,如果我不付款,你可以告我。这回只是例外。钱已经有人同意捐了。我保证这种事不会再发生。”

    范林觉得好多了,跟导演握握手,走出办公室。

    三个月前,《盲人音乐家》签合同的时候,那位住在斯塔腾岛上的流亡诗人坚持作曲家不可以改变剧本中的任何地方。奔永身为诗人兼剧作家,不明白歌剧与诗歌不同,得依靠多人合作才行。艾尔伯特太喜欢这个剧本了,就同意了作家提出的条件。这却给范林出了难题,他心中的音乐结构无法跟一些词吻合。此外,有的字没法唱,比如“美滋滋”和“自私”。他得用别的词取代它们,最理想的是以开元音结尾的字。

    一天早上范林专程去斯塔腾岛,去见奔永,要他允许改几个词。他没打算带上宝利,不过他刚出公寓就听见鸟不断地撞门,还抓挠木板。他打开门说:“想跟我去吗?”鹦鹉跳到他胸上,抓住T恤衫,发出细小的唧叫声。范林抚摸宝利一下,带它去了火车站。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天空被昨夜的阵雨洗得明净。一路上范林站在渡船的甲板上观看海鸟飞旋。有的鸟在船头阔步走动或蹦跳,两位小姑娘在把面包撕碎扔给它们。宝利加入那些鸟的行列,衔起食来,却不吃不咽。范林知道鹦鹉那样做是玩耍,可是不管他怎样呼唤,鸟就是不回到他身边。所以他站在那里观看宝利兴致勃勃地在海鸥、海燕和燕鸥之间往来。他很惊奇,宝利竟然不怕那些比它大的鸟,不由地揣测鹦鹉在家里是不是太孤单了。

    奔永热情地接待了范林,仿佛他们是朋友。其实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两回都只谈些剧务的事。范林喜欢这个人——奔永虽然四十三了,可没失去童心,常常仰头大笑。

    坐在会客厅里的沙发上,范林唱起一些片断,以显示原文多么难唱。他的嗓音普普通通,有点儿沙哑,但每当唱起自己谱的曲子,他就富有信心和表现力,面容生动,手势强劲,仿佛忘记了别人在场。

    他正唱着,宝利在咖啡桌上欢跳起来,摇头拍翅,鹰钩小嘴开开合合,发出快乐但让人听不懂的叫声。接着鸟停住,跺起脚来打拍子,这让诗人特开心。

“它会说话吗?”奔永问范林。

    “不会,不过它很聪明,还认识钱呢。”

    “你应该教它说话。过来,小东西。”奔永伸手邀请,但鸟没理他。

    没费劲范林就征得剧作家的同意,条件是范林改动字句前,他们得先谈一下。他们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饭,两人都要了锅煎比萨饼。奔永用红餐巾擦擦嘴,坦白说:“我真喜欢这个地方。每周我在这里吃五次午餐。有时候我就在这里写诗。干杯。”他举起啤酒杯,跟范林的水杯碰了一下。

    诗人的话让范林吃惊。奔永没有固定工作,作品也根本赚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每周下五次餐馆。另外,他爱看电影,爱听流行音乐;他的公寓里有两个高高的书架,上面装满了镭射唱片和光碟。他太太是护士,显然把他护养得很好。范林被那女人的慷慨所感动。她一定喜爱诗歌。

    午饭后他们在白沙覆盖的海滩上散步,打着赤脚,各自拎着鞋子。空气带有鱼腥,裹着冲上岸的海带散发出的怪味。宝利喜欢海水,沿着浪花的边缘飞飞蹦蹦,不时地停下来啄啄沙子

    “啊,这海风太令人振奋了,”奔永望着宝利说,“每回我来这里散步,这海景就让我浮想联翩。面对这一片汪洋,甚至生与死都不重要,无关紧要。”

    “那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

    “艺术。只有艺术是永存的。”

    “这就是你为啥一直全职写作?”

    “对,我在充分利用艺术自由呢。”

    范林沉默了,无法从心中驱开为奔永自我牺牲的太太的形象。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她的相片,她很漂亮,脸庞略宽但十分端庄。起风了,黑云在远方的海面上聚集。

    渡船起航时,雨云在布鲁克林的上空汹涌,闪电曲曲折折地划过天际。甲板上一个瘦小的留着灰胡子的人在痛骂大公司企业的恶劣行径。他双眼紧闭,高喊:“兄弟们,姐妹们,想想看谁掠夺了你们的钱财,想想看谁把毒品抛入街头巷尾来毒害我们的孩子。我认识他们,我看见他们每天都在犯罪,无视我们的主。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需要把每一个骗子都关进监狱,或把他们装上船送到古巴去——”范林很惊讶,话语从那家伙的嘴里喷泻而出,仿佛他魔鬼附身,两眼闪射坚硬的光芒。但没几个乘客理会他。

    当范林专注那人时,宝利离开他的肩膀,飞向海浪。“回来,回来!”范林高喊,但鸟继续沿着船舷飞行。

    突然一阵风截住宝利,把它卷进翻滚的水里。“宝利!宝利!”范林叫着,冲向船尾,眼睛紧盯着在翻腾的水中起伏的鸟。

    他踢掉凉鞋,一头扎进水里,朝宝利游去,嘴里仍喊着它的名字。一个浪头砸到范林脸上,灌了他一嘴海水。他咳嗽了一声,看不见鸟了。“宝利,宝利,你在哪儿?”他高喊,四下慌乱地看着。接着他看见鹦鹉仰卧在一个波涛的斜坡上,约有三十米远。他拼尽全力向鸟冲过去。

    他身后的船慢下来,人们围聚在甲板上。一个人用喇叭筒对他喊,“别慌!我们过去帮你!”

    范林终于抓住了宝利,但鸟已经失去知觉,张着嘴。泪水从范林被盐刺疼的眼睛涌出,他看看宝利的脸,把它头朝下翻过来好控出嗉子里的水。

    一只软梯从船上放下来。范林双唇衔着宝利,把自己拖出水面往上爬。他一到甲板上,那个灰胡子的疯人就默默地走过来,把凉鞋递给他。人们围过来观看范林把鸟安放在钢甲板上,用两指轻轻地压着宝利的胸膛,把水从它身体里挤出来。

    远方雷声隆隆,闪电砸碎了城市的天空,但片片阳光仍在海面上飘动。在船加速驶向北方时,鸟紧攥的两爪张开了,抓了一下空气。“它醒过来了!”一个男人兴奋地喊着。

    宝利慢慢睁开眼睛。甲板上一片欢呼,而范林感激得呜咽起来。一位中年女人给范林和鹦鹉拍了两张照片,喃喃说:“太不寻常了。”

    两天后,一篇小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市区版上,报道了如何抢救宝利。作者描述了范林怎样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怎样耐心地给鸟做人工呼吸。文章很短,不到五百字,但在当地社区里引起一些反响。一周之内,一份叫《北美论坛》的中文报纸登了关于范林和他的鹦鹉的长篇报道,还附加上他俩的相片。

    埃尔伯特·张一天下午送来他许诺的那一半预付金。他读过救鸟的文章,对范林说,“这个小鹦鹉真有两下子。它看起来傻乎乎的,可一肚子心眼儿。”他手伸向宝利,指头勾动着。“过来,”他哄劝说,“你忘了在我身上拉baba了。”

    范林大笑起来。宝利一动不动,眼睛半合,好像困了。

    艾尔伯特接着询问了谱曲的进展情况,其实范林从海上事故后就没写多少。导演再三强调歌剧要按计划上演。范林答应一定加倍努力地作曲。

    尽管宝利备受关注,它仍在继续萎缩。它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怎么动弹。白天它呆在窗台上,常常打嗝。范林猜测宝利是不是感冒了,或上年纪了。他问苏普莉娅鸟的岁数有多大。她也不清楚,但说:“它一定挺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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