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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父亲》导演:纪录片应该是最朴素的表达
2012-7-12 7:31:14  出处:东方早报
 
专访纪录片《父亲》导演李军虎
“纪录片应该是最朴素的表达”

  李军虎

  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纪录片导演。2004年以来为国内外多家电视媒体制作系列纪录片共55集,并播出于NHK、KBS、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上海纪实频道、阳光卫视等22家电视媒体。2006年2月,他跟踪拍摄了4年之久的纪录片《生于1977》获得第28届东京影像节优秀作品奖。纪录片《父亲》、《换城》均出版发行DVD。

图为纪录片《父亲》剧照
图为纪录片《父亲》剧照

  高考之后,录取通知书映红了学生的脸,也提醒着即将供养大学生的父母接下来四年的花费算计。陕西农民韩培印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债务往来,更多的时候,他本子上的文字是写给儿子的。“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

  老韩为儿子取了一个好名字,韩胜利。韩胜利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凑足了3000元,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年近50岁的韩培印,成为了一名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时,老韩却希望落空。他发现,儿子的每月工资甚至比自己当农民工的还要低。但老韩依旧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儿子是大学生!”

  以上便是纪录片《父亲》所讲的故事。作为2012“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的展映影片,《父亲》是西安本土影像作者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看似平淡的父子言谈间传递着炽烈的情感。放映当天是父亲节,在场观众多半是大学生,也有刚刚高考完的学生,很多人看得泪流满面。在映后,早报记者专访了该片导演李军虎,刚一见面,他便递给记者一张DVD他2011年的作品《换城》,该片同样记录了农民的遭遇。两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为了下一代的命运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梦想而漂泊。“我很佩服汪峰,汪峰的歌词很批判,但却很主流。”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李军虎大概也希望同汪峰歌词起到的效果一样。

  在李军虎的眼里,韩培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有人评价,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本人一样朴实、诚恳”。该片曾获得2009年香港华语纪录片电影节冠军奖、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应邀入选多个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播。

  把自己放在观众的

  角度去创作

  东方早报: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李军虎:我是在新疆长大的,我父亲是空军的机械师。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望子成龙吧。他们本来想让我学音乐,因为我妈是个音乐老师。手风琴、管风琴,什么都试过,但都没学成。那时作为孩子的我,比较善于逃跑(大笑),部队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骨子里都比较叛逆。我拍的片子都会给我父母看,刚开始看,父亲会说,这老爷子真不错。等到第二部、第三部,他就会说,呀,怎么都是这种呢?以后不要给我看了!所以,他们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应该抛开学术、理论,把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是最基本的。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好看。

  东方早报:和导演杜海滨一样出身西安。先学画画、后学摄影、再拍纪录片这样的三步走,是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李军虎:我和他确实有几分相像。我们的路线相同,可能感受还不太一样。画画很辛苦,费了半天劲,也许都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摄影相比之下就特别直观,快门一按,马上就能传达出思想。后来拍纪录片,加上了声音,画面可以连续,这就是一件更棒的事儿了。你说,是不是要求越来越高了(笑)?但越到后面我越发现,那些技术活儿在纪录片中是没有用的,表达什么才是最有用的。用摄像机和用一支钢笔(去表达),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是不是去农村支教的那段生活对你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李军虎: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学过电影,从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当了美术老师。那个时候大环境的标准是,第一选择中专,第二选择才是大学。因为中专毕了业,国家就能给分配个好工作,比如铁路、公交公司啥的,都是铁饭碗。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现在在开火车。

  至于农村支教,不瞒你说,不是我情愿的,那时候被鼓励去了偏远山区教书,谁去谁涨两级工资。要是平时,涨两级工资,最起码得在城市小学熬上四五年,所以我们都被激励着去了,很兴奋。我现在还有同学在兵马俑坐落的那个地方当老师。从西安到山里有50多公里,没有像样的山路,去的时候太兴奋了,待了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太苦。农村没有专职美术老师,你必须得带班,又是班主任又是管理员。一个老师除了音乐,什么都得管。可是再牛的人去了那儿,就都完蛋了。那儿的孩子太好了,他们会咣咣地敲你房门,你一开门,他们手里捧着全是吃的。这种最淳朴的东西,会把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揪住不放。这些对我后来有很大帮助。

  其实我拍的这群人是最好拍的,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马上和你交朋友。不像城里人,要对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判断。比如我到一个学生家里,他给我炒鸡蛋,一下给我炒50个鸡蛋,我赶紧说,你炒5个我都吃不完,他们说,这是打碎的鸡蛋,他们也要吃。他们不刻意,全都是很自然的流露。后来我还是逃跑了,因为我出生在城市,受不了那样的苦,也觉得这种苦是我解决不了的,我也不愿意再回过头去强调或粉饰那段支教的经历,我比较直,我愿意直视我拍纪录片以来走下的任何脚印,但我不愿意的是以高歌猛进的方式。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还花那么长时间关注农民工?你的系列纪录片《我是谁农民工子女调查》还跟踪拍摄了8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状态。

  李军虎:一方面我也很现实,我认为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因为农民工占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要永远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实际上能够解决中国一个大问题。

  “最刺激的表达

  并不一定最贴切”

  东方早报:你其实拍的不是农民工,更像是拍两代人的关系,他们和时代的关系。

  李军虎:你说得特别对,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是农民,任何一个中国人往上翻三代,肯定是农民。西方社会总拿农民问题揪住我们不放,但是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真相。这并不一定是某种狭义上的主观判断,往往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我关心的不是农村本身,也不是城市本身,我更关心的是城乡之间的互动、人在其间的心理变化。我以前学摄影,在观念上有一个视觉积累,基本上用画面叙事,而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是,好的纪录片应该点燃观众心里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一部片子就能解决存在的问题。

  东方早报:除了这些,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军虎:纪录片没有绝对真实,每个导演都想体现自己独特的判断和认识,一点点儿地在向理想中的位置移动。我的纪录片里,如《父亲》是贴着人拍的,就像拍我自己的父母,我很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父母。有些东西我根本就拍不了,比如地震第二天,有人要我去拍,还有钱拿,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我观察事件的方法确定了我不能拍摄那样的题材,我会把自己拍疯了,我受不了冷静观察。我对自己太清楚,我看不了杂技,参加不了葬礼,这些都太残忍了。特别是出现杀鸡、杀狗的镜头,我一看就会崩溃。

  东方早报:所以有人评价你的片子过于平淡,越到高潮处越戛然而止,你首先放弃了那些会令你崩溃的镜头?

  李军虎:我最近的两部片子都是这样,最刺激的部分都让我剪掉了。《父亲》中我剪掉了一段,是结尾,父亲哭了,我没要;《换城》中,有一段是在旧货市场打孩子,我也没要,这个应该去掉才是我的片子。电视台的老师总是在说我,“你为什么总把最精彩的都剪掉了?”也有人很支持我,他们觉得我成熟了。最刺激的表达并不一定是最贴切的。《生于1977》,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冲突,看完虽然很刺激,但是那其实是失败的。纪录片应该是最朴素的表达,如果要刺激,你可以选择剧情片来组织故事。父亲最后没有哭,但是看见《父亲》的人会为他流泪。

  保守秘密留下坚强

  东方早报: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成功,80%取决于拍摄对象的选择,你怎样挑选你的人物?

  李军虎:《换城》的这两个家庭有我的影子,我随着我的父母去过无数个城市,待过不同的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在修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家共用一个楼道,父母在楼道里做饭,小孩子们就在楼下玩儿。这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年代,所有的片子都有我的记忆在里面。《父亲》里的父亲,是“中国式”的父亲,父亲并不一定要做过多惊天动地的事来体现他的价值。现在我们回想起最牛的父亲是朱自清的《背影》中的“父亲”,那是一个背影,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背影。大家总想找视觉的冲突,我的影片不精彩,但是十年后再来看看,也许又是不同。

  东方早报:换句话说,你的片子戏剧冲突不多,但是时代的冲突很明显。

  李军虎:对。有的人一部影片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就不行。我曾经拍过那么多不同的人,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一家人、保姆、服务员、通过婚姻来换取城市身份的人,我拍了一个大相册。我也曾经拍过富翁,他在拍卖会拍了一瓶红酒,花了18万元,一上车就给我们开了喝了。我当时说,你怎么能把18万元给喝了?把这钱给我,够我拍一个片子了。他当时还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我待会再送你一瓶。”我后来就不再拍了,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记得我和CNEX合作的一年,我的方案通过了,和其他人一起去报预算。我看大家写的都是30万元,我就报个20万元,后来发现所有人都写的是美元。刚好我报的选题是:“为什么贫穷?”那个老外评审就问我,你很穷吗?为什么别人要30万美元,你只要20万元人民币?我还是回答他,就是拿不到一分钱,我也还是会拍的。这不是喊口号,在拍纪录片这件事儿上,我还真不愿意从理论上、学术上说太多,我只愿意去做,能去做我就特别兴奋。

  东方早报:人为什么会贫穷?

  李军虎:有的人认为是教育,是大环境,我认为不是。我觉得还是观念。这个观念要好几代人、好的教育背景才能扭转过来。

  我去年跟着一个农村女孩拍,到最后,身边聚集了一帮城市里的女孩子,为什么呢?年轻女孩当服务员只能赚1000多元,可是去给人洗脚,当然是正规的,一个月可以赚四五千元,还很轻松。当时有很多城市里的女大学生觉得这个洗脚的工作真的不错,就一直干下去了。她们还会留下客人的电话,一个月有的甚至可以赚1万多元。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子,一个月靠洗脚可以赚8000元到1万元,她的世界观能不乱吗?

  东方早报:所以你镜头的价值观是?

  李军虎:纪录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秘密”。农民工很容易跟你接触,所以你很容易接触到他们的秘密,纪录片可信度越高、故事越有震撼性,也证明秘密挖掘得很深很完整。但现在很多纪录片作者和拍摄对象的纠纷很严重,原因就是你把他的秘密公布于众了。

  回到《父亲》这部片子,之所以把父亲的哭剪掉,就是我为他保守了他脆弱的秘密,为观众留下了他坚强的一面。所以《父亲》的英文名就叫做“勇敢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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