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个冬天的来临，已经给了这个世界好好的降了一下温，昨天又是风大雨大的天气，似乎这几天的雨水在给很多人浇上一盆又一盆的冷水。每年快年末之时很多单位都会召集很多同一系统的人过来搞一场读书会，我们团系统也不例外，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邀请了省团校的王曙光教授过来讲课。

   总共在全市各个区、镇、以及直属的机关团委、学校团委邀请了将近七十个人的过来听课，或许是因为本职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这天气的缘故，因此本来打算七十个团干的读书会缺席了不少。教授终归是教授，所讲的内容当然也能吸引到人，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加上一个好老师以及可以吃到一顿免费的午餐，对于很多想渴望知识的人来说是乐此不疲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了解那些缺席的同志为哪种借口而不来。我们只要自己能从中收益足矣。

   王曙光教授在演讲的其中一段话我是详细的做了笔记的。大致意思是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原本很近，只是我们国人与这个奖项背道而驰。不仅因为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不完全因为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中出现了不少有才华的大家，主要因素还是近百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从私有经济到公有经济的变化；从封建王朝到新思想、新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然后向繁衍到21世纪的综合实力强国的迈进；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中越战争、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短时间内的历史背景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然而有那么大的背景和条件，却没有一个离诺贝尔靠近，这应该让学者们、作家们、批判家们所深思的。我认为这话说的很对，中国作家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在这个金钱泛滥的年代里，一批又一批的有思想的作家逐渐死去，离我们也越来越远，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届一个需要讨论的大话题：纯文化的道路该走向何方？

   前段时间有人提出的“作家已死”的论调并非是个人的一相情愿而枉加定论的，是与根据这个时代背景的文化有紧密联系的。当然作家未死，只是为了创作而写作的作家已死了。很多错误并非作家自身造成，这和生活、经济、时代有关，出版社、杂志社、报刊、文化网站等等媒体有关。当今，所评价一部作品是否优秀无非就是依靠销售量，大众的反响率，阅读的点击量来衡量，出版社及媒体靠得是良好的销售量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作家们为了出版，出版社为了销量，所以在经常情况下将一部很干净的小说硬生生的改成言情武打带黄色的小说，然后将好端端的题目比如《爱在深秋之时》改为《今夜，你的乳房寂寞么》等，所以纯文学发展即将灭绝，除非中国政府的财政介入才有可能得以多维持几年。

   无论是谁，都是人，都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口，这是趋势。所以无论是哪个作家也好，诗人也罢，创作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应该是必然的，也是大众在人情之上可以接受的。

   前段时间沈阳的一名作家洪峰乞讨事件让我们很多人为之惊诧，以如此的行动来反抗单位停发工资，这给我第一反映就是该作家确实缺少钱，后来《南方周末》也有报道，该作家确实缺少钱，沈阳文化局当年给他的承诺就是每月2000元，只要他能完成局里给他的任务，写出优秀作品出来，无需坐班，洪峰是做到了，可是文化局反悔了。凭什么他既能拿工资，又可以拿稿费？

   现在的作家们大多没有几个是专职写作的作家，写作于他们而言纯粹就是一种额外工作，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记者、编辑或者其他行业，他们往往通过关系在当地的报刊、非主流杂志发几篇不入流的文，然后入个市里的或者县里的作家协会，最后就将自己的档次提升为作家，成了一个戴着草帽的文化人。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大众现象，洪峰是一个好作家，因为他相比之下还算专业，也算能拿得出成绩的一个人。韩寒说了一句话，叫“作家应该拿稿费生存。”确实就是如此，在糖水里或者在温池里生活的且有严重的依赖思想的作家是拿不出一本好的作品来回报给世人、给国家的。

   第七次作代会刚刚在北京落下帷幕，具有亲和力的铁凝当选为新一代作协主席，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作家的发展应在铁凝这位女性同志的领导下既是一次发展的机遇，也是一次新时期的挑战。浙江省在打造文化大省，而我们湖州市在打造文化大市，在此我不得不要提及一下湖州当地的作协，我们的作家在文学方面给这个文化大市贡献了多少？老一辈作家在文化领域内还是取得骄人的成绩，回顾最近几年，湖州作协里的作家们拿出了多少作品走出了浙江，迈向了世界？或者换个角度说，身为作协会员，一年贡献了多少笔墨？洪峰事件只是沈阳给全国开了一个先例而已，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作家起到了更好的鞭笞作用。